機地聯絡起來，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他把托洛茨基分子本身說成是“一夥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兇手組成的寡廉鮮恥的、無原則的匪幫，他們是按照外國諜報機關的佈置進行活動的”。實際上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義宣佈為社會主義的主要危險。他十分詳細地說明了現代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特點之後，得出了影響深遠的、令人不安的理論結論：
“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大，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餘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使用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緊最絕望的鬥爭手段來作最後的掙扎。”紒紣矠
在２０年代末和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的一些講話中，斯大林提出了隨著社會主義陣地的鞏固階級鬥爭日趨尖銳化的理論。這個論點聽起來是反常的，按內容來說是不科學的。然而斯大林是實用主義者。他需要在理論上“論證”準備中的大清洗過程。除了斯大林，他周圍的人誰也不能解決這個任務。他需要這樣做。“領袖”早就習慣於用他所有的理論推測來為黨的政治方針辯護。一方面，早在１９３４年斯大林就斷言，蘇聯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可是現在，過了三年多，他忽然又來證明鬥爭在“尖銳化”。斯大林在全會上強調說，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於從前的反對派把自己偽裝起來，他們進行秘密的破壞活動，把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等待時機。斯大林列出了妨礙黨最終消滅“托洛茨基匪幫”的整整“六條陳腐的理論”。他說，不能認為超額完成計劃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動化為烏有；他說，不能認為斯達漢諾夫運動本身就能消滅暗害分子；他說，一些人認為托洛茨基分子沒有培養自己的幹部，這些人的觀點是錯誤的，等等。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敵”（3）
如果說前面的報告人和許多發言人是引證暗害活動的具體事實，把注意力集中在具體存在的直觀上，那麼斯大林則和往常一樣把一切都塞進一個硬性的公式中。他在３月５日的結束語中說，“有七個問題全會的參加者沒有弄清”。在這些問題中，也有個別的正確的意見（例如，一些從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確立場上來，“不應當責難他們”），有顯然是領袖至上主義的意見（他說，有時需要聽聽所謂“小人物”的呼聲），有“動員性的”意見（“我們將來打擊敵人，就像現在和過去打擊他們一樣”）。斯大林喜歡用簡單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會上說：“要打勝仗，可能需要幾個軍。但是要破壞這一勝利，只要有幾個間諜就夠了。要建築一座大的鐵路橋樑，需要幾千人。但是要炸燬這座橋樑，只需要幾個人就夠了。”紒紤矠總之，“領袖”指出了即便是“個別間諜”的特殊危險性，從而鼓勵人們更加賣力地揭露他們。
就斯大林報告透過的決議包括２７個命令式的論點。他的鉛筆字使提綱具有了完整的形式：
——譴責忽視宣傳戰線的實踐；
——譴責把全會變為炫耀成績的手段的實踐；
——譴責增補委員而把選舉變成空洞形式的實踐；
——譴責按勞動組合制分配黨的力量的實踐；
——譴責對黨員個人命運漠不關心的實踐等等紒紥矠。
驟然看來，很難不同意斯大林公設的主要內容，但非常不幸的是，這些宣告實際上沒有對“黨員個人的命運”發生任何影響，根本防止不了其他一些破壞聯共（布）生活民主基礎的現象發生。例如，在透過這個要求“譴責漠不關心”的決議之前兩天，已經決定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運，而在一個月之前，已經宣佈了對皮達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其他“間諜”和“恐怖分子”（實際上是黨內同志）的判決。經常言行不一已經成了斯大林的習慣。供大範圍“使用”的東西，通常看起來都比較體面、民主、合情合理。用於小範圍的東西，則嚴格保密。雙重道德，雙重標準，雙重態度，在斯大林周圍形成的關係體系中已經成了正常現象。這一點，從決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命運的過程中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來。
在贊同強化反“托洛茨基派間諜和恐怖分子”的鬥爭方針的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會上，透過了《關於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決議，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到全會開幕的時候還是中央候補委員。為了起草全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草案，成立了由米高揚擔任主席的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還有安德列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加里寧、葉若夫、施基里亞托夫、克魯普斯卡婭、柯秀爾、雅羅斯拉夫斯基、日丹諾夫、赫魯曉夫、亞基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