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使可能存在暗害活動的事實，也許真的有過暗害活動的事實，人民委員會主席也應當知道，在大規模設計、建設和投產新工業專案和其他專案的情況下，常常是倉促上陣，採用“騎兵奇襲”的方法。由於技術裝置差、生產和工藝文化低、紀律鬆弛、不懂行，難免發生事故、車禍、火災和廢品。然而這一切全都被宣佈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陰謀活動”的結果。
卡岡諾維奇的報告也貫串著這種精神，他“闡述”了鐵路運輸部門暗害活動的教訓。這裡是另外一套做法：托洛茨基分子阻撓採用“ФД”型機車，不允許“超過定額”（可是隻要無視“極限論者”的意見，違反了定額，就發生事故和災難），對抗斯達漢諾夫運動，破壞運輸計劃。卡岡諾維奇也開了一個很長的暗害分子—領導人名單：庫德列瓦特赫、瓦西里耶夫、布拉亭、奈施塔特、莫爾希欣、貝克爾、克龍茨、佈列烏斯、巴爾斯基和其他許多人。為了不落後於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也報告說，交通人民委員部“沒有閒聊天”，沒有浪費時間，已開始“捕捉”敵人。我已經引用過卡岡諾維奇的“統計數字”。不難想象，他們是怎樣“揭發”和從運輸業中“開除”（卡岡諾維奇的說法）那幾千人的。使人驚訝的是，各種各樣的“人民公敵”，如原來的憲兵、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白衛軍官、破壞分子和間諜，竟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到鐵路上來了！
葉若夫透過自己的報告更進一步渲染了似乎“敵人”無所不在的氣氛。他的可怕的統計數字（我認為這裡沒有必要去引用）給人造成一種許多敵對組織在全國各地到處肆虐的陰森可怕的印象。
葉若夫，這個精神和肉體的侏儒，在全會開幕前夕獲得了國家安全總委員頭銜。在他之前從未有人被授過這種頭銜。後來只有貝利亞得到過這種頭銜。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員的報告中的某些想法，就是公開教唆和鼓勵人們開展一個告發“內部敵人”的運動。葉若夫說：“有幾個月的時間，我不記得有哪個人民委員部的經濟工作者和領導人主動給我打電話，說：‘葉若夫同志，我對某某人有懷疑，那裡情況不妙，請管管這個人吧。’沒有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更多的倒是當提出要逮捕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問題時，一些同志反而企圖保護這些人。”紒紟矠
在就葉若夫報告透過的專門決定中重新指出，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對敵鬥爭中至少耽誤了四年。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似乎應當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前夕進行血腥的清洗。責成內務人民委員部“把揭露和消滅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事業進行到底，以便鎮壓他們反蘇活動的任何表現”紒紡矠。然而這一切只是序曲。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葉若夫那些憑偵探的直觀作出的統計，與其說要使思維健全的全會參加者相信到處都存在暗害活動，不如說要使他們感到恐懼。需要從理論上和政治上進行論證。前面的報告人描繪了敵人進行活動的“景觀”，而他們的實質、“本性”和猖獗的原因並不清楚。現在只能猜測，全會的參加者當時是怎樣想的，有什麼感受：“勝利者代表大會”之後過了三年，到了蘇維埃政權的第二十個年頭，幾乎是重又遇到了全面的“資本主義復辟危險”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委員會“擺脫了”列寧派的布林什維克的斯大林，又一次（第多少次了！）決定採用非常措施。
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綱領。“領袖”提出了這個綱領。需要從理論上論證對“敵人”採取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也完成了這項工作。需要把人們“發動起來”去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和其他兩面派”。他也解決了這個任務。斯大林作了報告。根據報告措詞的嚴謹、結構的縝密，根據他的結束語和他親手起草的決議的內容，可以看出，“領袖”是多麼重視即將到來的血腥清洗。但是，甚至連斯大林也未必想到，暴力的惰性是多麼巨大，這種對我國人民來說是一場悲劇的做法所造成的後果是多麼嚴重。
斯大林報告的題目是：《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從斯大林以清晰的筆跡作出的大量著重號、邊注和補充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多麼精心地準備這篇報告的。他沒有“屈尊”去對敵對的工作人員進行細微的“挑揀”，這是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葉若夫熱心去幹的事情。主要報告人把一切都一項一項分開。斯大林首先說明了“政治上的漠不關心”現象，然後講到資本主義包圍的後果。在這裡他正確地指出，來自帝國主義的危險是現實的，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應當經常考慮到這一點。但是斯大林把這種危險同“托洛茨基派的危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