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葉·伏羅希洛夫——葉弗列莫夫、克利莫夫
格·康·朱可夫——康斯坦丁諾夫、尤利耶夫
伊·斯·科涅夫——斯捷潘諾夫、斯捷平
康·康·羅科索夫斯基——科斯京、頓措夫
約·維·斯大林——瓦西里耶夫、伊萬諾夫
讀了這樣“譯成代號的”署名，往往看不出這裡有什麼特殊的含義。但是，斯大林堅持要這樣譯成代號。誠然，即使沒有真實的署名也可以明白，是誰發出這類急電的。檔案的正文字身就揭穿了“秘密”。例如，下面就是許多這類電報中的一封：
致康斯坦丁諾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現把米哈伊洛夫（亞·米·華西列夫斯基）的看法轉告您。請告知您的意見。從米哈伊洛夫的電報中看不出第５７集團軍在消滅被包圍的敵人的總進攻中的作用。同米哈伊洛夫談話後才弄清楚，第５７集團軍將從拉基季諾、克拉夫佐沃和齊邊科地區朝著戈爾納亞波利亞納國營農場和巴爾卡佩斯納亞的共同方向行動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紒紦矠
如果敵人能夠截獲並破譯這封電報的話，典型的俄羅斯姓名未必會使他們陷入迷霧
當時的情況是，大本營不僅把確定這條或那條戰線的總任務和區域性任務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規劃各個戰役的工作都“包攬”到自己身上。已經成立的各方向部隊——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部隊——的總指揮部，立刻就被置於無權地位。大本營在各總指揮部成立以後繼續超越各總指揮部去領導各個方面軍，釋出命令，要求執行最高統帥的各項指示。常常使人產生一種印象，斯大林需要各個總指揮部，不是為便於指揮軍隊，而是為了有現成的“替罪羊”，為了隨時都能找到狠狠批評的物件。沒有大本營的同意，各個總指揮部實質上不能指揮駐在本地區的預備隊、航空部隊，甚至不能作出區域性性決定。在同各方面軍的司令員商談時，斯大林不僅不考慮各個總指揮部的計劃和命令，而且往往順便加以批駁。例如，在同克里木方面軍司令員科茲洛夫將軍打直通電話時，斯大林命令道：
必須立即開始把第４７集團軍全部撤出土耳其谷地，組織好後衛，並用空軍掩護凡是與上述命令相牴觸的總指揮部命令，您都可以認為是不宜執行的紓紛矠
各個總指揮部及其為數不多的機關，經常不是被用來實現它們自己的意圖和計劃，而是被用來執行大本營的指令。直到最後，斯大林始終沒有確定他對各個總指揮部的原則方針。各個總指揮部成立後過了幾個月便被解散了。誠然，過了一些時候有兩個總指揮部又重新恢復了，但也只是存在到１９４２年夏天。斯大林只把這種指揮各條戰線的作戰環節看作是中間環節。在實行他始終堅持的這種硬性集中制的情況下，這些進行戰略指揮的地區性機關也就不可能發揮作用。
我已經說過，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戰役是防禦性的。而斯大林、大本營是怎樣準備並進行這些戰役的呢？我馬上就要指出，１９４１年的大多數戰略性防禦戰役（６至７月的波羅的海沿岸戰役，同月白俄羅斯戰役，夏天烏克蘭西部戰役，秋天扎波利亞里耶和卡累利阿戰役，７至８月基輔戰役，７至９月斯摩稜斯克戰役及其他幾次戰役）並不是事先規劃好的。我們進行這些戰役是為敵人所迫，是敵人迫使我們接受這些戰役的條件的，蘇聯軍隊的行動經常具有自發的性質。
在戰前的年月裡，組織和實施長期戰略防禦的問題，無論在訓練和演習中，還是在理論上，都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適當的解決。如果戰前有誰提出要研究在第聶伯河沿岸，在莫斯科、列寧格勒近郊組織防禦的可能性，也許立即就會被指責為失敗主義、叛變、背叛行為。甚至抽象地、原則地研究在大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內組織戰略防禦的問題，也沒有進行過。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的政策和錯誤行動在不小程度上為敵人搞突然襲擊提供了“保證”。
大本營和各條戰線的指揮部在發出進行戰略防禦的指示和命令時，追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敵人前進和削弱敵人的力量，為反攻創造有利條件。後來，在斯大林本人“授意”下，宣傳家們和一些歷史學家開始把進行這種災難性退卻的隱蔽意圖看作是要用積極防禦去“拖垮敵人”。蘇聯軍隊採取有準備的、“有計劃的”戰略防禦大概只有一次——１９４３年夏天。斯大林不喜歡防禦，性情急躁，對防禦的實質沒有深刻的理解。在解決防禦任務時，他力圖不僅用戰役手段，而且用純粹的行政懲罰辦法（類似已經提到的１９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