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文明是個越來越大的威脅。”顯然，這位偉大的英國人在這裡有點誇大其詞。他甚至患上了間諜恐怖症，迷上了“迫害異端”的運動。美國總統對上述思想是深有同感的，而他的客人則到處鼓吹，要在世界範圍內捍衛“那些作為英語世界的共同歷史遺產的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偉大原則”。
斯大林放下了密電，長久地凝視著窗外的３月漆黑的夜空。春天悄悄地降臨人間，但很快又遭到了嚴寒的強烈襲擊。丘吉爾的演說是一個訊號，也是一次挑戰。然後，“領袖”走到桌旁，打電話給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恰好就在那裡。平常政治局的委員們只是在斯大林離開以後，才一個個地回家去的。
莫洛托夫來到以後，這兩位國家對外政策的“設計師”又交談了足足一個鐘頭。他們不知道，在丘吉爾發表演說之前，美國駐莫斯科代辦給華盛頓拍去了一份很長的電報，在這份電報裡，美國代辦對斯大林在２月發表的演說作了歪曲的解釋。凱南硬說，蘇聯領導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紙紡矠。而時刻處於鬥爭中的蘇聯領導人，也從西方這份公開的挑戰書中看到了事物的自然程序。當時，無論是丘吉爾、杜魯門，還是斯大林，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在以相互消滅對方相威脅的基礎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圖是徒勞的。他們都是自己時代的產物。斯大林的處境非常困難。那時美國擁有原子彈，它的實力也遠遠大於蘇聯。在戰爭年代裡，美國的工業潛力增長了５０％，美國的裝備增長了３倍，運輸工具增長了６倍，農業生產增長了３６％，這些事實也足以說明問題了。
而蘇聯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成千上萬個居民點變成了廢墟。１９４６年發生了可怕的饑荒。幾乎整個蘇聯西部地區都瀰漫著游擊戰爭的戰火。但是，這種戰火有點像泥炭沼澤地發生的大火，在濃煙滾滾的下面，隱藏在深處的大火正在等待著適宜的空氣吹來，伺機噴出火舌，吞噬掉周圍的一切。目前，在蘇聯的歷史上，這還是一個很少得到闡明的題目。主要是在烏克蘭的西部，在立陶宛已經分離出來的波羅的海地區，有一些武裝隊伍在趕走德軍以後繼續在同蘇維埃政權作鬥爭。斯大林曾數次指示貝利亞“在儘可能短的時期內”消滅“這夥匪徒”。但是，他還不知道，這種鬥爭在戰後，特別是在烏克蘭西部地區，將延續幾乎整整五年之久。蘇聯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很快地就上報了這種鬥爭在３月份（也就是丘吉爾發表演說的那個月份）的結果。現摘引上報給斯大林的這份冗長檔案中的幾段話如下：
約·維·斯大林同志：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
１９４６年３月，在烏克蘭西部地區共殲滅了匪徒８３６０人（擊斃、被俘、自首的），繳獲了迫擊炮８門、機關槍２０挺、自動步槍７１２支、步槍２００２支、手槍６００支、手榴彈１７６６枚、印刷機４臺、打字機３３臺被俘的有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分割槽嚮導費多魯克，無神論聯盟分割槽顧問喬爾內伊、戈林，副區長瓦爾瓦里切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地方交通長官克拉夫楚克等人。黨和蘇維埃的積極分子、內務部、國家安全部和紅軍的官兵有２００多人犧牲。
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消滅匪徒１４５人，自首的有７５人，逮捕的有１５００人，繳獲機關槍４４挺、步槍２８９支、手槍１２２支、手榴彈１８２枚、影印機１２臺。約德普斯基、諾列依基斯等匪幫均被消滅。一個月內，共和國中有案可查的匪情１２２起。積極分子和內務部、國家安全部以及紅軍的戰士犧牲２１５人紙紣矠
隨後報告中還報道了在白俄羅斯、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共和國內發生的武裝衝突。斯大林在報告上簽字後對貝利亞和克魯格洛夫說，正規部隊和殲擊營的無效行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困難重重，而且還有這次西方的露骨挑釁。在聯合國裡，蘇聯是非常孤立的。幸好它在安理會內享有“否決”權。斯大林感到一種嚴峻的、不平衡的對抗局面開始了。但是，他也不想讓步。他把國家變成了一座堡壘。斯大林認為，大肆宣揚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杜魯門主義”使得“馬歇爾計劃”也不可能接受了。蘇聯特別需要經濟援助，而且只有按照這一計劃用對蘇聯經濟實行實際監督的代價才能換取這種經濟援助。在巴黎會議（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２日）上，斯大林透過莫洛托夫的嘴說：“我們不要這種經濟援助。”看來，“領袖”真的猜中了這一計劃的目的，因為後來杜魯門在他的回憶錄裡直言不諱地寫道：“馬歇爾用自己的一套觀點提出了使歐洲擺脫俄國共產主義的奴役威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