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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事實都是我們的政策正在失敗的明證：空中轟炸和地面作戰未獲成效；我們的外交動議調子僵化而缺乏效力。這些嚴峻的事實使我得出了不同尋常的結論。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給總統的備忘錄（它引起了激烈爭論）中指出，現在是我們改變在越南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時候了。這份備忘錄預示著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分裂，這種分裂最終導致了我的離任。
一九六六年初麥喬治·邦迪離開政府使我頗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負責為福特基金會尋找新理事長的約翰·麥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麥喬治·邦迪，要他擔任這個職務。這項工作顯然極具誘惑力：福特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基金會，每年支出大約兩億美元用於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約翰·麥克洛伊在為這項工作拜會麥喬治·邦迪的同時也拜會了我，我覺得他可能認為我和麥喬治·邦迪同樣可以勝任此職。我知道我不能勝任，就如實相告。另外，我認為當時還不應該離開政府，雖然福特基金會的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
麥喬治·邦迪的離去是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麥喬治·邦迪和我的意見並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給政府工作帶來了優良的作風，他還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集中處理我國面臨的基本外交政策問題，無論這些問題的難度有多麼大。他可能是因為福特基金會的吸引力離開政府的，但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他離開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對戰爭的極度失望。我認為他不但對總統的行為感到失望，而且對華盛頓和西貢高層的政策制訂過程感到灰心。他確實有充分的理由那樣想。
沃爾特·羅斯托接替麥喬治·邦迪擔任了國家安全顧問。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為人熱情，與同事們相處甚融洽。但是，沃爾特·羅斯托對我們介入越南事務、我們的作戰行動和我們在越南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的前景不作具體分析。他生性樂觀，對任何不講我們正在取得進展的報告都持懷疑態度。多年以後，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B·約翰遜圖書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仍然強調說，美國介入越南問題的決策和我們的作戰方式對我國和東南亞地區都是有利的。
聖誕節停火計劃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結束以後，林登·B·約翰遜總統詢問我對越南軍事形勢的總的看法。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我對他講，我認為共產黨已經決定繼續頑強地在南越作戰。他們似乎認定戰爭將是長期的，時間對他們有利，他們的耐力比我們強。他們認識到一九六五年美國的大規模介入表明我們已下決心避免失敗，預料我們會動用更多的軍隊。我推測共產黨會因此在南方大規模招收新兵擴充軍隊，並加強從北方向南方的滲透。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我估計一九六六年他們的軍隊數量將增加百分之五十，並利用胡志明小道百分之七十的運輸能力每天運送一百四十噸物資供給這些軍隊。
為了抵消敵方的這些發展，我建議增派二十萬美軍（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前此要求的一樣），在年底以前把軍隊總數從十七萬九千人增至三十六萬八千人，同時擴大空中轟炸。但我警告說，這些舉措也許不會對敵人在南越的軍事行動產生“嚴重打擊”，因為轟炸只能削減而不能完全斷絕北越向南方的物資供應。
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喪的結論： 儘管共產黨會因我們的地面和空中行動繼續遭受重大損失，但據我們預計，一旦瞭解我們增派軍隊的意圖，他們就會加強軍事行動以試探美國的力量，使衝突規模和傷亡人數增大（增派軍隊後美軍的傷亡預計會達到每月一千人）結果是，即使增派了軍隊，我們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將面臨軍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計劃的停滯不前，另外還需要增派更多的美軍。
這種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國需要進行談判，透過外交途徑解決衝突。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使（河內）進行談判，從而結束戰爭。”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威廉·威斯特摩蘭一直奉行消耗戰略，目的在於給越共和北越造成極大傷亡，使之來不及補充。但事實證明他的目的沒有達到。儘管威廉· 威斯特摩蘭、我以及其他許多人不願承認，但有證據表明我們的敵人透過在南方招兵和從北方派遣，使其軍隊數量越來越多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越共和北越的軍隊數量一直在增加。
從我們開始介入越南戰爭起，南越軍隊給我們提供的情報就少得可憐，而且大多不準確。有時候，這些不準確的情報有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