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嫌疑，有時候則是由於過分樂觀所致，有時候反映出準確評估進展情況則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我堅持要評估進展情況。正如我強調過的，自從成為哈佛大學學生到現在，我一直堅持的原則是，僅僅選定目標和執行計劃是不夠的。你必須掌握計劃以確定你能否實現目標。如果你發現實現不了目標，你就應該修改計劃或者改變目標。我認為，雖然我們不能像在前線那樣掌握確切情況，但我們能夠找到各種各樣能說明我們是勝是敗的證據。所以，我們評估北越被炸燬的目標、胡志明小道的交通情況、被俘之敵和繳獲武器的數量以及敵人的死亡人數等等。
死亡人數是評估敵人人力損失的一個尺度。我們評估它是因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目標之一是要讓越共和北越的傷亡人數遠遠大於他們的補充能力。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掌握他們的承受能力和損失情況。
批評者把這一點作為我愛玩數字遊戲的例證。他們說：“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此人總想把一切事情都加以量化。”顯然，有些事情你無法量化，比如榮譽和美，但是可以計算的事就該計算。在進行消耗戰時，死亡人數就應該計算。我們試圖利用這個數字來確定怎樣做才能在越南打贏這場戰爭，同時把我軍所冒的風險降至最低。我任國防部長期間掌握在越南的進展情況的目的就在於此，但有關報道常常誤導讀者。
一九六七年春季，威廉·威斯特摩蘭認為他的目的終於達到了，敵軍的數量已不再增加，甚至還有所減少。與此相反，中央情報局從未得出過敵軍數量減少的結論。該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報告中指出：“儘管‘尋找並摧毀’敵人的軍事行動的效力越來越大但越共仍在透過北方的滲透和當地的招兵擴大其主力軍隊共產黨似乎仍能在來年保持其總體實力。”
不管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哪一個是正確的，我都不會感到有任何的寬慰，因為越共和北越仍在透過游擊戰術，透過在叢林地帶選擇作戰的地點、時間和期限來控制他們的傷亡數量。此外，到一九六七年春季，他們有了足夠的軍隊防止安民計劃的大規模推展，尤其是在大多數南越人居住的農村地區。
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分歧令人沮喪但不令人驚訝。雖然我們一直在努力實事求是地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但要得到準確的情報仍非易事。我們得到的數字常有很大的懸殊，上述分歧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央情報局認為北越的耐力比政府（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想象的大許多。以後的事實證明中央情報局是對的。
在兩種說法之間我們如何抉擇呢？在我們無法確定兩種說法所依據的報告是否準確的情況下，這項任務尤為複雜。毫無疑問，我們時常得到錯誤的報告。這個事實在多年以後導致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後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錯誤地把威廉·威斯特摩蘭描繪成一個向總統和我撒謊的人。引起爭議的是他關於敵人的戰爭序列——戰場上越共和北越軍隊數量的報告。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九八二年制作了一部專題片，名為《數不清的敵人：越南的騙術》。該片聲稱威廉·威斯特摩蘭讓他的高階情報官員故意少報敵軍兵力，藉以證明他在軍事上取得了進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意思是說，把在南越的越共和北越軍隊數量故意報的少一些，威廉·威斯特摩蘭就可以證明他透過消耗戰略在軍事上取得了很大進展。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明確一點：雖然威廉·威斯特摩蘭與我在南越的作戰策略上（以及與我和參議長聯席會議在轟炸北越的計劃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但我們的私人關係並不是對立的和缺乏信任的。
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開始接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專題片的工作的，是在我從世界銀行總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當時，該公司專題報道節目製作人喬治·克賴爾三世給我的辦公室打了電話。喬治·克賴爾三世是我的朋友喬和蘇珊·瑪麗·艾爾索普原來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電話中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準備製作一個關於越南的節目，他覺得我可能有興趣參加。他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確鑿的證據，而且有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報局有關人員的證言，證明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確實在“戰鬥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騙了總統和我。
我告訴喬治·克賴爾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說證據是確鑿無疑的。我仍然否認這種可能性。喬治·克賴爾三世最後問我能否和他見一次面，他把有關證據給我看。我說見面也不會改變我的想法，不過，由於我們過去的關係，我同意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