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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另一件事，是說聯軍與清廷“議和”時，長時間達不成協議，主要矛盾就是德國要求恢復和賠償克林德名譽，並且條件十分苛刻。後來是她出面與德方交涉，說服了克林德夫人。她的原話是這樣的：“‘你們外國替一個為國犧牲的人作紀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鑄一銅像；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卻是樹立一個牌坊。您在中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那些為忠孝節義的人立牌坊嗎？那都能夠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我們給貴國公使立一個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蹟和這次遇難的情形，用皇上的名義全刻在上面，這就算是皇上給他賠了罪。’經我這樣七說八說，她才點頭答應了。這時我心裡歡喜極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聽說條約裡的頭一項就是這事哩！”不管如何，她懂得些外文，又曾是清朝的公使夫人，由她出面去勸說另一個公使夫人，也算合理。國難當頭之際，那些迂腐的權貴也需要這樣一個女人進行非正式的“外交斡旋”。依她的口述，她認識的清末當權人物很多，如載勳（莊王）、奕劻（慶王）、李鴻章、立山、蔭昌、孫家鼐等。“賽二爺”的稱呼，據說就是立山戲弄出來的。而那座克林德紀念碑就建在東單大街，第一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被遷移到中山公園。據說在拆遷克林德牌坊的儀式上，辜鴻銘曾對賽金花說：“你做過一些義舉，於社會有功，上蒼總會有眼的。”
沒有可靠的史料佐證她的說法，歷史的真相依然離我們遙遠。不過，我們情願相信她曾有過類似的善舉。她也可能見過瓦德西，和德軍做過生意，勸過聯軍不要隨意殺戮，但絕沒有她後來描述的那麼傳奇和誇大。不過，許多文人倒是相信她曾起過莫大的作用。蘇曼殊《焚劍記》裡記述：“庚子之役，（賽金花）與聯軍元帥瓦德斯（西）辦外交，琉璃廠之國粹，賴以儲存。能保護住這個文物地區，不使它遭受搗毀破壞，也應算她作了一樁好事。”林語堂的《京華煙雲》裡也有這樣的話語：“北京總算得救，免除了大規模的殺戮搶劫，秩序逐漸在恢復中，這都有賴於賽金花。”
倒是魯迅先生在《這也是生活》裡冷冷地說了一句：“義和團時代，和德國統帥睡了一段時間的賽金花，也早已被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這話給我們當頭棒喝的警醒。如此津津樂道於妓女捨身救國的故事，是不是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男人的某種心理情結？
最後的魏趙靈飛
庚子年的風光之後，賽金花可謂是厄運連連。先是在辛丑年（1901年）因為毆殺一名妓女而被監禁，雖託人打通關節，終因人命關天，被遣送回原籍。回到家鄉的賽金花，還是扮演起鴇母的角色，繼續她的賣笑生涯。後來，賽金花又回到上海先給曹姓男子做妾，但不久老公便暴病身死。再後來，她與時任民國政府參議員的魏斯耿結婚。過了三年幸福、平靜的生活後，再次孀居。
13年後，當商鴻逵採訪她、準備編寫《賽金花本事》時，年過花甲的她還是“最愛談嫁魏事”，而且“每談起”，就要“刺刺不休”。為她作傳的商先生很厭煩她這樣，以為她“嫁魏後之一切生活，已極為平凡，無何足以傳述矣！”當時，商還是個學生，很年輕，不懂得這個經歷過大起大落的女人，最羨慕、最需要的恰是這“極為平凡”的生活。
而那位寫《賽金花故事編年》的瑜壽，同樣不懂。他譏諷地寫道：“賽氏晚年，特別珍視他們所照的結婚像，懸在房中，逢人指點。在這張照片中，魏著大禮服，胖得像一口豬，賽氏披紗，繡花服，面色蒼老。”在這位瑜先生內心深處，這樣一個風塵女子絲毫激不起他一點同情心和憐憫心。
賽金花晚年只稱自己是魏趙靈飛，不再自稱是那個獨佔花魁的狀元夫人，也不是名滿京城的賽金花。她只願歸於平淡，安靜地守著一個男人曾給予的名分和幸福，在回憶中打發餘生。
然而，世人感興趣的卻還是她前半生做妓女的傳奇。大家要聽的只是色情的故事，把玩的只是臆想的傳奇，沒有人懂得尊重她，更談不上真正瞭解她。但有一個人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