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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教育中，校政治部領導強調“知行合一”，並反覆向各期學生加以強調。周恩來在第3期開學講演詞中指出：“我們無論求什麼學問，如果只求一點觀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達到，我們總要在實際中去做。”熊雄在《告第5期諸同學》這篇演講中希望每個同學“在思想上須貫通理論與實際”，並引用了列寧的一句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他解釋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有正確的理論，然後才能有很對的實際行動。換言之，必須理論與實際打成一片，方可免掉限於空想或盲動。”
為使學生真正做到理論與實際的結合，軍校政治部採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如前所述組織宣傳隊等。到“第5期政治科學生入校以後，更在正課內規定每週一次到鄉間實習，由政治部制定種種引人注目的標語、畫（紅）旗、畫報等”，“與人民接觸”。透過這些活動，不僅提高了學生們的政治素質，而且調動了廣大學生參加工農群眾革命鬥爭的積極性。1925年的“6·23”沙基反帝示威遊行和“9·7”國恥紀念活動。1926年的“5·7”國恥紀念活動，援助省港罷工工人和支援農民、訓練工農武裝等群眾性的革命鬥爭，都有黃埔學生參加。在鬥爭中，黃埔軍校學生把革命的理論與工農群眾鬥爭的實際結合起來，從而大大地提高了革命軍人要為工農利益而戰鬥的思想覺悟。
相容幷包，生動活潑（4）
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也為軍校學生提供了更多地接觸實際的方便。黃埔軍校是在大革命的漩渦裡辦學的，因而“黃埔學生沒有一期能夠在校平安受課的。”“整個求學期間，一方面要上課，一方面還要打仗。”因而“他們所學的能夠馬上用到實際上去”。軍校第1至第4期的學生，幾乎全部參加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如1924年10月，參加了鎮壓商團叛亂的戰鬥。1925年1月，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第一血花劇社演出的劇照次東征。6月會師廣州，參加了鎮壓滇、桂軍閥的戰鬥，驅逐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出廣州。10月和11月，又參加了討伐陳炯明部的第二次東征和肅清鄧本殷部的南征。北伐戰爭開始後，軍校學生更是大批地奔赴前線。在上述一系列的革命戰爭中，他們不僅是英勇無畏的戰鬥員，同時又是聲勢強大的政治宣傳員。他們向敵軍宣傳革命軍與反革命軍的區別，揭露敵軍官佐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罪惡陰謀，啟迪士兵的愛國思想，使其趨向革命。他們向民眾宣傳革命軍出師的意義，動員工農群眾起來革命，等等。這對於鼓舞士氣，瓦解敵軍，對於促進人民與軍隊協力合作對付敵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於在對敵作戰中，黃埔學生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為“主義”而獻身的英勇事蹟，更是可歌可泣。據共產黨員、黃埔一期畢業生、軍校政治部宣傳幹部楊其綱的文章說：黃埔軍校“自第一次東征至第二次殲滅東江殘敵，前後犧牲者586名。”這僅僅是在兩次東征期間陣亡的人數。
共產黨員、黃埔一期畢業生蔣先雲在《由前敵歸來》一文中詳細地記述了第一次東征時黃埔學生軍參戰的情形，他說：“在學校時，大多數同學的心裡，很想借一個機會，試試金石。”這次出發東江，“當營連黨代表，當下級幹部的都是我們的同學。打淡水城時，同學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麼生死。同學李青，頭打傷了，用自己的手巾裹著血頭，仍奮勇登城。同學蔡光舉，他被打穿了肚子，他只說‘先雲！趕快為我醫治，逆賊正待我們痛殺！’這種精神，亦就是平日主義訓練的結晶。”黃埔軍校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培養出如此英勇頑強的革命戰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視政治教育，並能理論聯絡實際，使學生能夠直接參加現實的革命鬥爭。
校內中共政工組織（1）
中國共產黨人是以幫助國民黨的身份進入軍校的，是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地幫助國民黨促成國民革命的早日完成。事實也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在軍校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在軍校中，共產黨人總是處於“幫助”地位，儘管孫中山開誠佈公地承認和歡迎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大力支援和幫助，但在當時社會仍有一部分具有相當勢力的右派竭力反共、排共，致使中國共產黨人在軍校中的工作屢遭非難。中國共產黨人頂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採取靈活機動的策略戰術，成功地發展了組織，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在歷史的夾縫中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