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國共合作！孫文主義萬歲！列寧主義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革命的左邊來，反動的滾出去！”等有針對性的標語口號，張貼在軍校的裡裡外外，勸勉反動派懸崖勒馬，以革命大局為重，團結戰鬥。軍校革命刊物如《士兵之友》的總編洪劍雄，《青年軍人》總編胡秉鋒，《中國軍人》主筆蔣先雲，《黃埔日刊》主編安體誠和校領導人及教官惲代英、熊雄、陽翰笙、蕭楚女等共產黨人都出馬上陣，口誅筆伐，形成了堅強的宣傳陣勢，還擊右派勢力的反共挑戰。在軍校中儘管逆流、妖風此起彼伏，但以共產黨人為中心的革命勢力仍長期佔據優勢，立於不敗之地。正如第4期學生、共產黨人王世英追憶所說：“革命旗幟在黨一邊”，“在公開場合的鬥爭中，我們（共產黨人）多數是勝利的。”這不能不說是軍校黨組織的方針政策得到了共產黨人的忠誠貫徹和廣大革命師生熱烈擁護的結果。
共產黨人在軍校中所採取的革命鬥爭策略，是根據軍校共產黨組織處在秘密狀態，各項革命活動尚未能暢通無阻的環境下制定的。軍校建立以後，由於右派勢力作祟，因而國共合作與反共分裂的矛盾現象自始至終交織出現在一起。只是早期以國共合作為主流，後期以反共分裂為主流。為此，軍校內中共黨組織在一開始就採取了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革命兩手策略，以兩種活動，兩重身份，兩個組織的靈活運用，領導共產黨員在革命征途中向前挺進，既抵制了反動派對共產黨活動的阻撓與破壞，也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勢力的迅速發展，壯大了黨的威勢，極大的發揮了共產黨人的作用。如聶榮臻所說：“共產黨人在軍事工作上和政治工作上發揮了先鋒作用”，“在國民革命軍和黃埔軍校中都擔負了繁重的任務。”這都是共產黨人的策略運用成功的結果。
毛澤東主編的《政治週報》本期
刊登東征戰役第一，兩種活動。共產黨人在軍校中採用秘密與公開兩種活動方式，是根據不同工作性質決定的。秘密方式是粵區委透過軍委進行具體領導所採用的。周恩來曾親自選定意義深遠的“明星”二字作為粵區委軍委的代號，用以向黨員傳達號令，佈置任務，聽取彙報。軍校黨的核心成員每當聽到“明星”的呼喚，便知道是粵區委、軍委的指示來了。同樣，共產黨員也用“君偉”代指“軍委”，向黨送發書面報告。在秘密書函的字裡行間，還使用“本校”代指“共產黨”，“少校”代指“共青團”，“民校”、“KMT”代指“國民黨”，有效地避開了黨外人士的耳目，準確地傳達了黨的資訊。至於黨員聽報告、開大會等活動，則往往要在星期天從黃埔島回市區才能舉行。一般是幹事會的核心成員回粵區軍委彙報、開會，普通黨員到其他地點活動、開會。由於黨的活動地點常有變動，所以黨內又有“革命俱樂部ABC”的命名：A是指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B是指省港罷工委員會，C是指國光書店。以此作為黨員確定到廣州集合地的代號。至於校中突發事件的緊急通知，則只能在夜深人靜或晨光曦微之時刻，零星分散的耳語相傳，來去無蹤。這樣做，使黨的活動保持秘密狀態，保證了黨的活動的安全發展。
校內中共政工組織（3）
公開的方式，是指著名的共產黨人公開為黨辦事，為黨宣傳。如周恩來、蔣先雲等，曾充當校內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共產黨與蔣介石之間的溝通橋樑。他們可以隨時挺身而出，商討兩黨合作，解決糾紛。在第二次東征末期，蔣介石曾向周恩來提出“要將軍校和軍中的共產黨人的名字告訴他”，周恩來則以“此事關係兩黨，須請示中央才能決定”為理由，婉言拒絕。軍校出師北伐之後，國共兩黨裂痕日益擴大，蔣先雲也奉命從南昌前線專程回校，以求妥善處理國共兩黨和黃埔同學會的糾紛。他對軍校師生髮表苦口婆心的演說，要求黃埔同學“無條件地團結起來”。還有一批黨的積極分子，一般都既積極宣傳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也積極宣傳共產主義。他們公開散發黨機關刊物《嚮導》、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等宣傳品，促進黨的思想的傳播，反共勢力對此也無可奈何。
這種公開與秘密兩種活動的成功運用，曾有效地使中共黨員的正常政治活動暢通無阻，指導黨員在各個崗位上發揮了作用，推動了軍校的革命活動蓬勃發展。
第二，兩重身份。軍校早在籌辦時期就有“全校員工師生加入國民黨”的決議。如黃埔一期生徐向前所說：“第一期開學第一課就填表參加國民黨。”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對各級組織也曾發出“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同志們立時全體加入”的指示。這兩者都為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