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沒有農戶在銀行有賬戶和存款，少數在外打工的青壯也是將現錢換成糧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這是由於經濟發展不同產生的差異，烏莊經濟最發達，物產最豐富，獲取貨幣的能力也最強，對貨幣的價值也認識最清，所以非常歡迎和習慣使用貨幣。而使用貨幣之後，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會”之中。越來越習慣於從城鎮使用貨幣採購物品。
久山村經濟和物產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會”的同時依然保留著“農耕社會”的習慣，他們知道貨幣的價值，但是又怕貨幣的貶值，所以獲得的貨幣一部分用來購買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貨幣以備不時之需。
他們渴望獲取更多的貨幣，但是又沒有太多的途徑和能力去獲得。
而灌子灘村則依然完全是“農耕社會”在這裡村民的眼裡，金銀銅錢比不上糧食靠得住，一切以糧為綱。
李道君繼續分析經濟與社會如風俗等方面的關係。在灌子灘村，由於經濟不發達，百姓們還要靠天和地吃飯，而在當地那種落後的經濟和生產水平下，一家一戶是無法“獨善其身”必須組成一個大家族進行互幫互助，進而共同承擔養老扶弱和助學等公益事務。在這個環境下，家族宗法大於國法。因為國法離他們還很遙遠，宗法卻是切身攸關，甚至關係到生存問題。
在烏莊，由於經濟發展。百姓們養家餬口甚至發家致富都不成問題，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經濟基礎已經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這裡延續上百年的家族制在短時間內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養家餬口同樣不成問題，但是要想過得更好就有些問題，所以以家族形式還能夠幫助村民們解決很多問題，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遠不如灌子灘村了。
李道君在這篇報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農耕的益處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讓百姓們的生活富足，二是讓他們能夠從家族宗法轉入到“國法”這個規則，因為以前只是內部交往，很少與外界來往，宗法這個規則足矣，但是現在不同，他們需要與外界密切往來，自然需要遵守國法這個大規則。
最重要的一點，商品化使得村民們有了“創造力”李道君曾經聽劉浩然多次提及這個詞，所以在這次調研中著重關注這一點。商品化最大的特徵就是物產豐富。村民為了追求財富，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會想方設法去“創造財富”不管是聰慧之人自拓門路還是中平之人學樣改良或是愚鈍之人跟風而進，他們都在原來的農業生產基礎上開始創造新的財富，正是這種創造，成為大明迅速發展的一個支撐。
而在農耕化代表的灌子灘村，由於受條件限制，村民只能在宗族這個環境下生產，而宗族實際上又承擔著財富分配的職能。它將不多的物質“按需分配”給有需要的村民手裡。因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個祖宗的旗號下，調節聳族內部矛盾，“均勻公正”地分配財富，以達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這種體制下，你就是再賣力也只能混個溫飽。因為你多餘的產出要補貼族中的弱小殘老，所以村民也沒有創造新財富的動力了。
但是在烏莊，由於商品化，村民們開始逐利而營，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金錢的“威力”一切當以掙錢為主，當鄉約禮教制約他們時，他們開始摒棄以前遵守的鄉約禮教。烏莊的村民開始像蘇州、上海等繁華都市學習，追求“新時尚”有了追求奢華的跡象。而原本最講禮，法的文人學子在歷經大明多次變革，他們開始意識到懂經濟之道，明律法之制才能發達，於是開始摒棄以前的持禮端重。
李道君指出，烏莊村童學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學童”已經不再將聖人之言放在嘴邊，而走動輒言掙錢營利，家境幾何，甚至開始見到尊長也不執年幼之禮，言談之間，與鄙婦野夫無異，毫無斯文。諸伸文人無不為之嘆息，也成了他們攻擊新政一大證據。
劉浩然看到這裡，只能默默地點點頭，此時的以鄉仲名士為代表的“農村知識分子”和晚明時代的文人大不同，他們還嚴守著氣節，遵從著禮節，沒有那麼虛偽。劉浩然也知道，經濟發展，自然會產生一些社會問題，但是他沒有想到會來得這麼快。
李道君在報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灘村則是民風淳樸。就拿兩位鄉老而言，雖然地處僻遠，衣著簡陋，但是不乏豐厚俊偉，不失忠厚朴實，與李道君相交之時，禮貌、言行嚴守鄉約古禮。而那戶地主家，雖然家境富厚，但是謹守禮法，居室儉樸，飲食簡要。一身青布衫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