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陪同毛澤東在莫斯科逗留了一個月，參加中蘇會談，不僅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且就中蘇經濟技術交流交換了意見，簽署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簽字儀式上，周恩來說，這些條約和協定，將使中國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將有助於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在莫斯科向斯大林介紹了中國國內的經濟現狀及今後五年建設的方針，並在此基礎上闡明瞭中國希望蘇聯援助的內容。1953年3月8日，周恩來赴莫斯科主要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弔唁斯大林逝世。但他兼顧了當時正在商談中的蘇聯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有關問題。在周恩來三次莫斯科之行的基礎上，先後達成了蘇聯援建中國156項工程的協議。周恩來對156項工程，從專案的確定到來貨、安裝、生產都親自過問。這156項工程建成後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除蘇聯、東歐國家之外，積極發展同民族獨立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設法同西方國家建立經濟貿易關係。在周恩來指導下，1952年9、10月間，我國同錫蘭（現斯里蘭卡）簽訂了用大米換橡膠的長期貿易協定，使我國獲得了急需的橡膠。在周恩來具體過問下，1952年6月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1953年9月第二次簽訂了中日貿易協議，1955年5月第三次簽訂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開闢了中日貿易通道。在周恩來領導下，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實現了中國貿易代表團首次訪問英國。日內瓦會議前後，周恩來抓住時機，邀請和幫助一大批留在國外的愛國的專家學者，衝破美國的阻撓，輾轉回到祖國。後來，他們為我國建立科學研究基礎，突破核能、航天等技術，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另外，周恩來十分重視發揮香港自由港的作用，把香港作為對外經濟交流的基地。
香港在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成了英國的租借地、國際性的自由港。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說：“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為什麼香港可以成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絡的範圍很廣，購置裝置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其二，香港與大陸相連，95％以上的人口是華人，“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絡的基地，可以透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還可以透過它瞭解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狀況，擴大與發展中外經濟交流。怎樣使香港成為我們對外經濟交流的基地？歸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發揮香港企業家的作用。周恩來說：“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52—354頁。在美國封鎖禁運期間，由於我們對香港採取了正確而又靈活的政策，使香港在擴大中外進出口貿易、發展中外經濟交流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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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封鎖禁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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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周恩來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地把對外貿易的重點和引進技術的物件轉移到西方國家。他在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說，蘇聯撕毀合同，撤退專家以後，我們在裝置器材方面不能再從蘇聯和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進口了，而不能不轉到國際市場上，這就需要在外貿工作上展開一個新的局面。儘管美國繼續孤立和封鎖我國，但在周恩來負責下，我國從1962年到1966年同西方國家談判成交簽約的大小成套裝置專案達20餘項，合同金額約3億美元，引進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電子和精密機械等技術和裝置。
70年代初，周恩來根據我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外交關係的發展，提出“外交發展了，外貿也要發展”。他取得毛澤東的同意，排除“四人幫”的干擾，批准了43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即從西方國家進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1套1。7米軋機等重大成套裝置。此外，他還批准從英國引進了斯貝飛機發動機制造技術，從美國引進了我國急需的兩個衛星地面接收站，飛機慣性導航裝置等等。這些引進，不僅對當時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提高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爾後我國對外開放條件下的大規模引進建立了基礎和提供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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