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18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在當時是指導中國、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關係的基礎，並且越來越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最好方式。
1954年，周恩來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有中國、蘇聯、法國、英國、美國以及其他有關國家參加下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使新中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和風格展現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有力地挫敗了美國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贏得了西方社會輿論對中國和平友好政策的普遍同情。經過日內瓦會議，溝通了中國同法國、英國的聯絡，架設了中國與美國官員雙方接觸的橋樑。
1955年，周恩來不顧蔣臺特務的破壞和自己的生命危險，率領中國代表團毅然出席了萬隆會議。萬隆會議是戰後第一次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由亞非國家自己舉行的國際會議。周恩來提出並堅決貫徹求同存異的方針，保證了萬隆會議的成功，為進一步開展中國和亞非各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創造了條件。
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的成功，展現了周恩來外交的魅力，展現了周恩來爭取和平的勇氣、智慧與忠誠。聯絡到1953年至1957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經濟建設上所取得的奠基性巨大成就，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爭取和平環境的作用，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失之過高。正如周恩來1956年11月10日所說：“直到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以後，到去年年終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國際局勢是緩和下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設想今年、明年把國防工業步子放慢”，“重點加強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把底子打好。”同上書，第236頁。
同樣，70年代初，周恩來同美國總統尼克松的高階會談，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周恩來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高階會談，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實現；這一切不僅為改變世界格局，保持世界力量的均衡，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作出了極大貢獻，而且也對此後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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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封鎖禁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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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外交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促進與發展中外經濟交流。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就提出開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歡迎各國與我建立通商關係。1949年4月17日，周恩來說：“我們願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合作。”“經濟上，有買賣就做，國際貿易要開展，這是於雙方都有利的。”《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22、 324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來多次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歡迎外國與我通商的電報。1948年3月31日，就英國政府願與解放區建立通商關係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電：建立通商關係，對雙方都有利。對通商的具體問題，如物資種類，通航路線，外交手續等可繼續進行試探。1948年9月25日，就同英國商談貿易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喬冠華、錢之光電：贊成與英國進行商業來往，若對方確有通商誠意，可考慮約其進入華北解放區與華北政府直接商談。1949年6月2日，就對日貿易問題，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電：“在雙方有利而平等的條件下，我們不需要拒絕對日直接貿易，而應歡迎日船日商到中國口岸來通商。”1949年8月10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劉少奇、王稼祥（二人時在蘇聯）電：“東歐各國，均與我們有通商要求”，望轉告“我們歡迎他們派代表來北平商談通商及其他一切有關事宜。”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768、 789、 829、 83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不僅從“你有這，他有那”的普遍性，分析了我國對外經濟交流的客觀必然性，而且從我國經濟、技術落後的特殊性，分析了我國發展對外經濟交流的緊迫性。
但是，美國政府在其扶植的蔣介石政權被中國人民推翻之後，就採取了對中國“門戶封鎖”的政策。美國操縱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禁運的專案達500餘種。
為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周恩來透過外交活動，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
1950年1月、1952年8月、1953年3月，周恩來三次赴莫斯科，尋求蘇聯幫助。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乘火車離北京，經過10天的長途旅行後抵達莫斯科。此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