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定，誠不欺人也。
“我記得，在《管子。海王》中，記錄了管仲與齊桓公的一次談話。這是我見到了就早關於鹽政的論述，管仲將事情說得很透，他認為，人離不開食鹽，一個大國就有千萬人需要食鹽，如果每升鹽價漲二溉（貨幣單位），合計一下每日就可以多收入二百萬溉，一個月就是六千萬了。假使向一個百萬人的大國宣佈要徵收每人月30錢的人頭稅，月收入不過三千萬錢。卻勢必會引起人們的議論和不滿。現在不徵人口稅，從經營食鹽中就可以得到相當於兩個大國的六千萬的稅收，所以說，鹽稅是一本萬利地買賣。”
侯大勇一天之內聽到兩人談論鹽政，孟殊的說法是站在商人的角度，與三司使張美又不相同，他頗有興趣地道：“繼續說下去。”
“管仲採用的策略是由齊國政府向產鹽地區以每釜（容量單位，100升為一釜）50錢的價格收購進來，再以100錢的價格賣給百姓，朝廷就可以從中獲利。由於每個人都有對鹽的需求，鹽的銷量不會因為鹽價的提升產生大幅度變動，鹽利自然十分可觀而且穩定，管子之論一出，鹽政之利都在朝廷與商人之間爭來奪去，時而榷莞，時而開禁；時而民制官收，時而官制官賣；時而官運官銷，時而商運商銷。”
侯大勇倒沒有聽見過此話，道：“那管子是鹽政的開山鼻祖。”
孟殊點頭道：“可以這樣說吧，鹽政在大唐劉晏擔任轉運使後，又為之一變，劉晏創立了民產、官收、商運、商銷地制度，加強了對產鹽區控制，平抑了鹽價，增加了朝廷收入，做到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為世人所稱道。”
三司使張美也特意提到了劉晏，侯大勇已對此人有了印象，他讚道：“劉晏是了不起地人物，自他而起，開創了商人行鹽的局面。”
“侯相正是點著了要害之處，劉晏任鹽鐵使之初，鹽課多入40萬緡，鹽法施行後，鹽課收入達到600萬緡，為國家歲入的一半，只是這些鹽商往往抬高鹽價，使得百姓吃鹽也難。”
侯大勇道：“這也正是商人逐利所致，孟郎，你掌管富家商鋪多年，也算是老江湖了，你看有什麼良法減少私鹽？”
“私鹽屢禁不止，主要原因在於利潤太厚，因而貧困百姓往往會冒著殺頭地風險去販私鹽，初唐之程知節，晚唐之黃巢，都以販私鹽起家，依在下掌管富家商鋪的經驗，還是應採用劉宴的作法，官商合作，這樣才能把事情辦好，朝廷若想控制鹽價，可以每年根據實情，給各州限定一個最高鹽價，產鹽區因為節省運費，鹽價可低一些，非產鹽區，可以根據運費的高低來定價，這樣一來，朝廷有收入，商人有利潤，百姓有鹽吃，是皆大歡喜的局面。”
侯大勇聽到孟殊此說，不禁笑道：“這就是由朝廷釋出的市場價了。”
孟殊知道侯大勇雖然是朝廷高官，卻對商人沒有歧視且頗有好感，對經商之道也熟悉，富家商鋪正是侯大勇所開創，他見侯大勇很快就理解了自己的說法，興致更高，道：“正是此意，富家商鋪南來北往調動大宗貨物，深知貨運之難，商家每次遠行，總帶著沉重的周元通寶行走於商道之中，真是一件極苦之事，侯相曾給我說起了交子之法，我在商鋪內部試行了一年多，效果還不錯，免了商家們遠錢之苦，快捷且安全。”
“孟郎的意思是要在鹽政中推行類似交子的制度？”
“正有些意，天下鹽分海鹽、池鹽、和井鹽三種，河東之地多為池鹽，沿海則產海鹽，井鹽則在蜀地，蜀地井鹽規模小，我們暫且不談，下官有一個想法，河東產鹽卻缺糧，若商人慾在河東買鹽，可以運送糧食先去換鹽交，再持鹽交去鹽池取鹽，取到鹽後再到指定地點賣鹽，這樣一來，就可以利用商人解決河東缺糧地問題，而海鹽產地並不缺糧，可以用錢直接換鹽引。”
“還有，若商人換了鹽引之後，如果因為各等原因不願意或者無法到鹽池取鹽，則可以用鹽引到官府換錢。”
侯大勇在現代社會之時，一直身在軍中，對市場經濟、金融並沒有多少了解，有句俗話叫做沒有吃過豬肉也看見過豬跑，家庭生活本身就被市場經濟和金融所籠罩，有了現代生活這些見識，侯大勇很容易理解到孟殊建議的合理性，笑道：“孟郎執掌富家商鋪，真成了大行家了，按孟郎這樣設計，鹽引可以輾轉流通買賣，實際上就等同於錢，而且便於攜帶，定然會受到鹽商以及其他商人的歡迎。”
和孟殊一席話，侯大勇對鹽政越來越清晰，他扭頭看了看杜剛道：“孟郎講得極好，杜郎可有什麼意見？”
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