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關係。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意味著冷戰出現了轉折點，為赫爾辛基會議取得了更大進展和１９８９年柏林牆的倒塌進一步鋪平了道路。與此同時，美國與中國透過協商達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協議。
尼克松過人的能力使他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思考著棋盤上向前推進的每一步，如他所說：他贏得了“最大的勝利”。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尼克松擔任美國副總統期間，曾提到想訪問中國大陸。１９６６年，他與萊昂納多·加門特具體談論過搭建通往北京的橋樑的細節，而當時他的意見是孤立的，因為似乎美國正與蘇聯打得火熱。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也就是他參加競選的前一年，他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亞洲形勢的文章，提出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絡。這篇文章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其原因在於幾乎沒有人相信作為一個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尼克松會向“紅色的中國”投出一根橄欖枝。
尼克松上任的第一年初，開始了亞洲之行，成了公眾的焦點，表面上他是訪問了幾個主要的同盟國並評估了越南的局勢，實際上他透過與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會晤，又在歸國途中拜會了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正在謹慎地開啟通往中國的渠道，這兩個人都與中國有個人的聯絡，可是他的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提議很快又擱淺了。亨利·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導演了一出著名的“身患消化不良”的戲，使他在１９７１年秘密地來到中國。次年，尼克松到中國首都北京的旅程是他任職期間最風光的一次，此次到訪中國，吸引了全世界數以百萬計電視觀眾的目光。
基辛格回憶到，當尼克松從空軍一號邁出腳步，踏上中國土地的時候，他對於東道主所說的第一句話就緊扣他外交政策的核心，“我代表美國的利益來到中國。”顯而易見，尼克松的意圖是想使這次出訪成為他的政績之一。德懷特·恰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精心策劃，讓尼克松回國時可以出現在電視的黃金時段：首先是總統的直升機戲劇性地降落在首都，然後是他對國會發表演講。這些鏡頭是恰賓的精彩之作，這一切就發生在總統大選的７個月之前。尼克松第一個認識到了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對於發展美國的長期利益的重要性。如果同時可以在政治方面獲利，則更理想。
尼克松清楚美國與中國關係密切可以使中國擺脫蘇聯控制，代替了兩國對一國的格局，尼克松妄圖使中蘇關係破裂，好讓美國獲益。中國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中國認為與美國建立較為密切的外交關係，不僅可以從貿易和投資方面，從美日紐帶關係上潛藏的鬆弛中獲得好處，而且可以使中國在亞洲有較為寬鬆的伸展空間。他認識到了這種可能性，同時認為即使美國與東京的關係減弱，與日本的友誼仍會保持。尼克松也相信，從短期來看，美國與中國展開對話有益於加快結束越南戰爭。北越人民有可能失去對他們北方朋友的信任，從而願意磋商一項和解辦法。從長遠的角度看，尼克松認為中國並非日本，即將成為２１世紀亞洲的主要強國。尼克松與基辛格籌劃在太平洋的大國中建立有利於美國利益的力量均勢，這些國家有中國、前蘇聯、日本、朝鮮和美國。此時，尼克松正在以大賭注玩國際象棋遊戲，他花費了很多年的時間規劃他的戰略。
尼克松在遵循自己路線的時候，不是沒有受到指責。很多人猜測他是否會陷入一場新騙局。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除理查德·尼克松外，沒有人可以獲得更高的政治得分。２０年裡，他一直對共產黨持反對態度，瓦解了阿爾傑·希思，使被稱作“紅粉佳人”的參議院反對黨海倫·蓋哈根·道格拉斯垮臺，讓艾森豪威爾在奠邊府（越南地名——譯者注）插手，甚至在莫斯科廚房辯論中指責赫魯曉夫。而今，一方面評論家們對於他的改弦易幟啞口無言；另一方面，老的同盟國憎恨尼克松的外交關係。尼克松離任兩年後，保守派共和黨人曾迫使傑裡·福特接受旨在放棄緩和國際關係的黨的章程，矛頭所指當然是基辛格。然而，從總體來說，歷史學家已經拋開個人的思想意識，予以尼克松以公正的評價，因為他抓住了機遇並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國內那些鼠目寸光的人的看法。所謂的領導者就是那些即使以犧牲自己的固有看法為代價，也能夠發覺嶄新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機遇，並且抓住它們的人。
人們質疑尼克松是否是他外交政策的真正決策人，尤其是聽過他在錄音裡的一些汙濁言辭，他們認為尼克松一定非常愚蠢。人們的懷疑不無道理。也許基辛格才是出謀劃策的人，他們這樣說。尼克松就是真正的戰略家，我對此從不懷疑。雖然我從未列席尼克松與基辛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