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會談，但是我多次聽過尼克松私人講話，看到他撰寫的信箋，並在他執政期間和之後與他多次的交談。在公眾界，我從未發現過任何人可以像尼克松那樣，展示出對於國際局勢如此地瞭如指掌，對於他國的歷史、名人、政治力量那麼細緻地瞭解。
然而，同樣清晰的是基辛格對於尼克松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人物，他為尼克松提供所需要的智力資源，吸收或消除他的不切實際的計劃，監督各項政策的實施。總體來說，他使總統始終走在堅定的路線上。眾所周知，基辛格癖性犟強，直言不諱，曾經幾次威脅欲辭職。然而，他們二人是一對優秀的搭檔。歷史學家爭論，在外交決策上，誰是最出色的組合？杜魯門與馬歇爾和艾奇遜？羅斯福與霍普金斯？威爾遜與豪斯？許多人更欣賞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里根與舒爾茨，布什與貝克組合。縱觀現代歷史，尼克松與基辛格更為成功。
理查德·尼克松２瑕不掩玉（7）
越南仍是尼克松外交政策上的重要的、悲劇性的問題。在他執政之時，大約５３萬美國軍人參加了越戰，可在這隧道的另一端，還看不到光明。美國累計傷亡人數多達２０萬，其中４萬多人死亡、１６萬人受傷。約翰遜執政的最後一年是流血最多的一年，１萬４千６百名美國人失去了生命。在美國國內，年輕人憤怒地遊行示威，國會反戰情緒越來越高。在就職演說中，尼克松曾許諾他會結束這場戰爭，並暗示他有一項秘密的計劃，可這計劃實際並不存在。擺在他面前的不過是幾種選擇而已，在這些選擇的後面，無一預示著美國的勝利。１９７３年，也就是尼克松執政的第四年，終於簽署了和平協議，美國軍隊得以重返家園。
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正確，還是批評家正確？一方面，尼克松與基辛格聲稱，如果給予他們足夠的幫助，他們會盡最大可能做得最好，而另一方面，批評家們稱他們很失敗，指責他們沒有必要犧牲那麼多美國人的生命。歷史的記載同戰爭本身一樣是一個泥潭，在這裡很容易記載著對過去所發生的事自相矛盾的記錄、誤解和錯誤。美國政府內部在搞陰謀，與越南北方的談判桌上同樣有陰謀。傳記撰寫人一直努力試圖記錄下這段歷史，花費幾年的功夫撰寫軼事。在越南戰爭時開始的敵對狀態和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克林頓政府時代，如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同託尼·萊克唇槍舌劍論戰那樣。
威廉·邦迪、梅爾文·斯莫爾、塔德·肖爾茨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斷言，尼克松拖延了四年談判時間，導致不必要地延長了那場戰爭。“最好馬上撤軍”，一道同“艾肯決定”如出一轍的命令，使美國宣佈戰爭得勝，美軍返回故鄉。當然，這事回顧起來容易，當我們看到美國軍隊離開時，南越人已沒有能力重新組合到一起，而美國也不再願意助他們一臂之力。
然而，看到尼克松所留下的，情形似乎截然不同。１９６９年尼克松上臺之時，他確信美國此時懸崖勒馬不僅會使東南亞各國如多米諾骨牌一樣連鎖傾倒，而且美國持續穩定的狀態也會受到嚴重破壞。可出乎預料的是，多米諾骨牌並沒有像所預料的那樣倒塌，如果美國真的“動了骨牌而後逃之夭夭”，尼克松這樣稱，那麼與其他大國相比，美國的力量將會大大減弱。尼克松不會是由於實力的原因與蘇聯人或中國人談判。這個交易值嗎？為什麼不賭一次？看看他能否在南越達成合理的協議，這樣一來，既可以有機會與蘇聯緩和緊張關係，又能與中國廣開外交之門，這就是尼克松的推論。很明顯，他在越南的賭注輸了，但其餘的賭注卻給他帶來豐厚的回報。為了保持談判的能力，尼克松在與超級大國的外交方面取得了突破，從那以來，美國遠離了主要的戰爭。中庸地說，尼克松沒有命令馬上撤軍是正確的決策。
比較而言，還有一種批評家指出尼克松執導的戰爭有其功績所在。梅爾文·斯莫爾這樣寫道：“尼克松與基辛格策劃、實施東南亞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輾轉迂迴的欺詐手段，正是他們忽視了在一個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實施這一切的寫照。”塔德·肖爾茨寫道：“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代表著他對榮譽的最高宣言，為他的毀滅播下了種子。尼克松執著於陰謀，傾向於依賴欺詐的手段，使各級政府不能參與決策的制定，並且極為害怕新聞‘洩漏’，白宮被一種不健康的陰謀氣氛所籠罩。”
事實上，在處理越南問題上，尼克松並非直截了當，他辜負了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寄予他的信任。約翰遜政府已經在越南問題上說了許多謊言，但是這並不代表尼克松政府可以繼續這種欺騙，分別發生在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０年柬埔寨的密謀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