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盡到他們應盡的職責，他們給了年輕的奧利弗·諾思和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恩德克斯特一個機會去製造天大的惡作劇——伊朗門事件。這一醜聞激起了在國會山彈劾總統的傾向，大大削弱了他們的統治力量。
實際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任期中三位不同的里根：一是擁有“三套馬車”的里根；一個是唐·瑞根為辦公廳主任時的里根，另一個是貝克－－杜伯斯坦時代的里根。第一個和第三個是成功的，第二個里根卻處在災難的邊緣。三個里根集中向我們顯示出里根廣泛地把權威委託給別人並對重要細節極少關心，這樣他更多地依賴於周圍高素質的人，而不完全是自己的才智。僅一例，由於他選錯了人，因此他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這一事實說明裡根並非在各個方面都是楷模。對行政領導而言，緊握舵柄比僅僅有舵柄更重要。他本人可能已經認識到了伊朗門事件嚴重破壞了他在歷史學家眼中的形象。
有趣的是，里根的弱點並不影響他成為一位成功的總統，儘管有失誤，他仍是領袖。失誤被他的其他品質補償了，實際上是超值補償，一位偉大的總統所應具備的品質，即對事務進行精確徹底的分析能力。傳記作者盧·坎農向我們揭示了答案。“長期以來，里根的智力之謎似乎總找不到答案，”坎農在他的傳記中寫道：“我曾無意中讀到霍華德·加德納的作品，這位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是‘複合才智’理論研究的先驅。他假設人類具有七種特性各異的才智而非一種。根據加德納的劃分，里根具有較高的‘人際關係才智’、‘體能運動才智’和‘語言才智’，而他的‘邏輯數學才智’則相對偏低，通常只有律師和教授在這方面勝人一籌。加德納對里根的這一分析使我產生了一種科學家或偵探找出一個巨大的疑團的答案而變得豁然開朗的感覺。”
坎農繼續寫道，“其他那些長期以來試圖解開里根之謎的人也認為這一理論很合理。‘完全正確’，斯圖爾特·斯潘塞如是說，他是非常瞭解里根的，‘很準確。人們一直問我該如何解釋里根，我說他很聰明，但又不是一個政治家的聰明，總之，這一理念解釋得很準確’。”
自１９９１年坎農的里根傳記第一次出版以來，丹尼爾·戈爾曼就“複合智慧”中的一個要素進行了廣泛評論。戈爾曼稱之為“情商”。“情商”是一個人聯結自我與外界的能力，他認為一個人的情商包含五部分，其中三部分與自我有關，即自覺、自律和自勵；另外兩項則關係到與他人和社會的關係，指對他人的同情心和社會技能。
戈爾曼對集團領導者的研究也頗能引起人的興趣，他從《哈佛商界一覽》中選擇了１８８家企業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集團內部職位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其情商的影響。想要在集團內攀登，人們必須具有最起碼的能力：理智的頭腦和技術專長。這些不過是初級標準，一旦有人取得了更多的權利，情商便對一個人的成功起越來越大的作用。只有聰明的腦袋，便很可能曇花一現。最易於取得成功的領導是那些智商一般而情商很高的人。戈爾曼寫道：“一個人的職位越高，在其身上能顯示出情商的作用就越大。當我比較那些居於高位的佼佼者和平庸之輩時，發現９０％的外部差異在於前者具有較高的情商而非其認知能力。”
戈爾曼所描繪的“情商”似乎等同於我們傳統上所言的“性情”，里根向我們展示了他身上所具有的戈爾曼所說的全部五種特質，他無疑是一個自覺、自律和自勵的人，而且他更具備瞭解他人並從而取得對方信任的能力。注意，克林頓善於把感情投注於他人、又有社會技能，但缺乏戈爾曼所講的其他的特質。
據說里根從不曾試探過國民的心態，因為他自己就是國家的“脈搏”，對於國民的情緒，里根感知甚少，這一點與其他在任的總統類似，包括克林頓。然而這並不是說民意測驗對他不重要，里根總是盼望著和迪克·沃思林一起主持召開戰略會議，後者將釋出最新民意調查統計數字，提供政治協商途徑。但與依賴民意測驗相比，里根更依賴於自己的直覺和敏銳的判斷力。
里根很容易透過演講與人民交流，因為他感覺到自己與國民繫於情感紐帶。國民之於里根不是“孩子”而是“同胞”，他的這個認識與尼克松不同。他不像多數領導那樣對人民“講話”，而是向他們傳遞一種聲音，像載有宇航員的太空梭爆炸時，里根的演講表達了千百萬美國人民的心聲。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在歐洲的登陸日４０週年大會上，他穿上當年士兵們爬上至高點的鞋子，並描繪他的雙腳的感覺。
無論走到哪裡，里根都受到大家的呵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