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便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了。”
唐時秀才與明清不同（注：差異前文有述），可以說終唐一世，秀才比進士稀罕了不知多少倍，秀才秀才，秀於天下之英才，實乃是天下大才之象徵，秀才遇到了兵，都說不清道理，他李元審何德何能，可以撫平此亂？
但王秦雖然聽懂了這句“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可卻仍然不明白：“若說潞州人怨恨潞帥或是情有可原，然則又怎的將並帥也一併恨上了？”
李曜嘆道：“燕然老弟，你觀並帥軍中，以地域而論，何處之人最多？”
王秦眉頭一蹙，很快便道：“這個似乎雲中、代州、蔚州等處之人最多吧？”
李曜點點頭，道：“燕然老弟見事極準，實則這雲中、代州、蔚州，乃可以以一言蔽之，便是代北之人。”
“嗯，的確如此。”王秦點點頭：“然則此事？”
李曜嘆道：“並帥至河東，已然數載。然則於並帥軍中所任要職者，乃有河東人幾何？有除代北人、河東人之外者幾何？”
王秦面色一變：“正陽兄所言，乃是說潞州將校深覺前途無望，是以對晉陽離心離德，不肯為並帥效力？”
李曜長嘆一聲：“錯非如此，這些人怎能一點就著？”
王秦默然。
李曜這番話說得頗有見地，當初李克用在上任河東前夕，曾發榜告示河東軍民：“勿為舊念，各安家業。”宋元之際時代史學家胡三省對此解釋說：“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其不自安，故榜諭之。”
河東節度使在天寶年間有兵力5。5萬人。安史之亂後，河東作為遏制河朔藩鎮的重要堡壘，繼續保持著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元和十四年，李德裕甚至說河東有“精甲十萬”。直到唐末以後，河東經歷了一系列的變亂，實力銳減。但作為一個老牌大鎮，恐怕仍有不少的軍隊。因此，李克用上任河東後的當務之急，便是如何協調代北人與河東人的關係，將原河東的統治勢力納入自己的統治系統。
早在元和四年沙陀遷往河東時，河東節度使範希朝就曾挑選1200人組成沙陀軍。據李德裕講，這些沙陀軍駐守在太原“衙內，性至循良，於人情狎熟”。之後，“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代北行營隸屬河東節度使，這雖然一方面遏制了代北集團的發展壯大，卻也使河東與沙陀三部落和五部之人的聯絡加強。所以，儘管“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但從史料顯示的情況看，李克用在河東並沒有遭到激烈的反對。中和四年二月，李克用應朱全忠等人之請，“率蕃、漢之師五萬”南下救陳州，這“五萬”蕃漢之師，很明顯，必定包括了不少原河東的軍隊。
但是，儘管河東人接受了李克用的統治，但他們在李克用統治集團中並沒有得到特別重用。整理李克用麾下有史料記載的、有名有姓的六十名將領可以看出，河東人有李嗣昭、史敬鎔、梁漢顒、相里金、鄭琮、白文珂、張虔釗、侯益以及李建崇。這樣，在六十人中，河東人僅有九人，只佔總人數的15％。這一數字表明，李克用盡管立足於河東，但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並不是河東人。
李克用時期河東人不被重用，不僅表現在在他的統治集團中河東人數量少，而且表現在他們所擔任的職務也低，在上述九人中，除李嗣昭作為養子而被委以重任外，其餘多擔任一些低下級軍職。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軍事活動中，領軍作戰的河東人也一直有且僅有李嗣昭一人！而李嗣昭，《新五代史》卷36《本傳》說他“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如此，則表明其不過僅僅是生在河東而已，而從他的生活閱歷上說，其實也應該屬於代北人。這麼一看，河東人在李克用麾下簡直地位全無！
河東人之所以在李克用時期不被重用，固然一方面由於他們的資歷尚淺，不能同那些“膽略過人”，數十年跟隨李克用征戰的“邊部人”相比，而另一方面，恐怕也與李克用對他們的猜忌、防範心理有關。這方面直接的事例雖不曾見到，但並不妨礙李曜這種搞供銷出身，最長與人際關係梳理的人作一些合理假設。
李克用進佔河東後，原河東牙將除賀公雅曾一度露面外，其餘都銷聲匿跡。以上述河東人為例，李嗣昭已如上述；史敬鎔、梁漢顒、相里金、鄭琮，李建崇均先世不見史傳；侯益，祖父以農為業；白文珂，父君成，為遼州刺史；張虔釗，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所謂“唐檢校尚書左僕射”，或為贈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