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他們中間沒有一人出身於太原牙將世家，而且先世為官者，大概也只有白文珂之父一人。
史籍中也留下了一些河東牙將的人名，如朱弘昭，太原人，“祖玟，父叔宗，皆為本府牙將”；張憲，晉陽人，“世以軍功為牙校”；李懷忠，太原人，“父海，本府軍校”；常思，太原人，“父仁嶽，河東牙將”；等等。但是，這些“本府牙將”、“河東牙將”，都是靠他們的子孫而在史上留名，他們本人為官則不顯，而且有些牙將大概也是在李克用進駐河東以後才從軍任職的，而他們的後人也是在李克用之後才逐漸顯達的，所以這些事例並不能說明李克用重用河東人的問題。
要知道，唐從安史之亂以後，藩鎮軍隊漸漸都“皆成父子之兵，不習農桑之業”。河東當然也不例外，在李克用上任河東之前，河東肯定也形成一個以牙兵為首的軍人集團。如就在乾符年間，河東牙兵集團就製造了一系列殺逐主帥或內部互相殘殺的事件。
李克用的前任鄭從讜在離開河東時，以監軍使周從寓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從魯知觀察留後事，告戒他們“俟面李公，按籍而還”，所謂“按籍而還”，即向李克用交待兵民戶籍等事項。
然而在李克用統治集團中，卻看不見原河東牙兵牙將活動的事蹟，這說明李克用對他們採取了防範甚至壓制的政策。不過，這種狀況到李存勖以後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代北人在河東居住的長期化，透過與河東人的通婚以及佔籍河東等等，使雙方融合日益加深，互相猜忌、防範的心理大大減輕。而河東人在軍事、政治…鬥爭中也顯示了他們的才能，資歷也逐漸加深，再加上代北人中的許多元老相繼去世，以及李存勖本來就極少民族偏見，於是河東人在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也愈來愈重。
再以上述統計的人數為例，到李存勖即帝位時，代北人中的四十人僅剩下十四人，而河東人尚有八人。之後，如前面提到的朱弘昭、張憲、李懷忠、常思以及索自通、藥縱之、李彥韜、王建立、薛融、周環、李彥從、郭瑾、閻晉卿、聶文進、郭允明等河東人都成為後唐莊宗、明宗，後晉高祖，後漢高祖所倚重的人物，河東人在統治集團中已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至於代北、河東之外的所謂其他外來人員，從上述統計的情況看，他們有十一人，約佔總人數的18。3％。
外來人員中，地位最高的是進入李克用養子之列的李存賢、李存審和李建及三人。李存賢，許州人，本名王賢，參加黃巢起義軍，“武皇破陳、許，存賢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為副兵馬使，因賜姓名”；李建及，許州人，本名王質，“少事李罕之為紀綱，光啟中，罕之謁武皇於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李存審（注：是存審，不是元審），陳州宛丘人，初名存，“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史稱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可見，李存賢等三人已經成為代北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事實上，在李克用父子的霸業中，此三人特別是李存審，為李氏父子立下了汗馬功勞。
外來人員中，除李罕之集中獻上的“百人”以及李克用末年盧龍將李承約、王思同一起率眾歸附外，其餘都是單個進入河東的。由於他們是外地人，與河東人本來就不存在親黨膠固的關係，而他們之間也很難形成一個集團勢力，因此李克用對他們的信任程度也比河東人更大一些，李存審等三名義兒自不待言，如袁建豐、劉訓等，也都頗得李克用的信任與重用。
在外來人員中，除那些行伍出身的武人外，還有一些以文墨見用的文職人員。如自稱李林甫之後的洛陽人李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李克用許多重要的文書奏章多出自他的手下。天覆二年李克用被朱全忠圍擊於晉陽城下之後，向幕府諮詢“聚眾”、“克敵”、“捍禦”之策，李襲吉即獻上了“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的四點主張，並且提出“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櫱，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的忠告。因此，這一類人也應該是李克用統治集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簡而言之，李克用從唐中和三年（883）進駐河東，到後梁開平二年（908）去世，在河東經營了二十五年。在此期間，他建立起一個以牙軍為核心的軍人統治集團。從民族上看，它是以沙陀三部落為核心，融合了奚、突厥、回鶻、吐谷渾、達靼以及漢等多種民族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