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新興的鄉村“市”中也出現有“稅官”的記錄。這些新興的市，商品種類、流通量及成交額都有侷限，即所謂“鄉落有號為‘虛市者’只是三數日一次市合”，故“初無收稅之法”。但由於“州郡急於財賦”，多“創為稅場”，或令人買撲，政府坐收課利；或令攔頭收稅；或由官府直接差官措置稅收，如紹興二十一年（1151）“詔省洪州武寧縣巾口市官監酒稅，從本路諸司之請也”，這說明此前巾口市曾有監酒稅之官。又如，慶元府鄞縣有下莊市、林村市、橫溪市、甬東市、東吳市、小白市、韓嶺市、下水市等，有的直接設有稅務或稅場，如下莊酒務、林村酒務，且直接有監官，“下莊酒務，監官一員；林村、黃姑林酒務，監官二員”等等。由上可知，上自京城，下府州乃至鎮市，宋代都以稅務機構和稅務監官的形式直接控制了各級市場。那些在唐代還只是臨時性的機構或是臨時性的特殊官員，到了宋代大都成為常置機構和常設官員。
其次，宋代各級稅務創置的時間有早晚之別。第一層次的都商稅務在宋建國之初就已經存在，如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司勳郎中監在京商稅務蘇曉就奉命查辦供備庫使李守信貪汙案。第二層次的地方各府州縣稅務設定大約在太宗以後；而第三層次的鎮市稅務設定多在北宋末及南宋年間，如前面提到的政和八年（公元1118）對福建路十縣及四鎮稅務稅額的規定；又如紹興年間，稗牛鎮有鎮務；湖州烏墩、新市鎮務等等。設定時間之所以有差別，一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所致，一是“以稅代管”市場管理模式逐步完善的表現。
再次，儘管說宋代透過稅務層層分佈控制了全國的各級市場，但有宋一代的官員也常常因為“以稅代管”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而產生質疑，對地方州縣是否應當設定“稅務”始終存在爭議。到北宋仁宗時期，各地方官員為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盲目擴充套件稅源，產生諸多弊端，增加了百姓負擔，一些官員紛紛上奏批評稅務“刻虐日甚”，使得“商旅為之不行”，而朝廷也開始頻頻下詔欲遏制不良態勢：天聖五年（公元1027）五月，因“河北諸州、軍酒稅務自有監臨官，而轉運使復差官比校歲課，務以侵民”有詔罷之。天聖七年（公元1029），“詔天下稅務毋得瀆傒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詔天下商稅務今年所增稅物名件盡除之”。皇祐三年（1051）“詔綠汴河商稅務無得苛留公私舟船”，諸如此類。
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蘇軾又言“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綠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為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囊案”等等。
仁宗以後，地方隨意增加稅收的情況愈演愈烈，而類似的爭議也延續到南宋，紹興十年（公元1141）時，高宗對臣下曰：“比聞州縣多創添稅務，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貨少，為公私之害”，並令相關官員查實，最後“詔所增稅務並罷”。
儘管如此，十餘年來“商賈不行“的局面並沒有太大的改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1記載，紹興二十六年（1156）尚書省言：“近年所在稅務收稅太重，雖屢降指揮裁酌減免，而商賈猶不能行，蓋綠稅場太密，收稅處多，欲令戶部行下諸路轉運司，開具將相去連線之處，裁酌減並以寬商賈。如縣道稅務不可減，即與免過稅。仍許豁除省額，如此則商賈行而貨財通矣，從之”。事實是，一面是批評聲不斷，一面是稅務依舊創置不止。
從上述唐代在兩京及州縣以上地方置“市”，設“市令”“丞”，到宋代在京城及其地方路府州縣鎮市置“稅務”，置“監官”的變化，李曜確實能感受到唐中後期，歷五代人宋以來國家市場管理模式的漸變。前者重“管”，後者重“稅”；前者顯得市場“規範”，猶如謙謙君子，後者顯得市場無序、自由，甚至將國家和個人的“貪婪”暴露無遺。
但是，恰恰是這種變化反映出商業的發展猶如一隻看不見的手，它操縱著整個國家市場的發展方向，其方向已經非人們的主觀願望所能改變。它導致現實社會中的國家和個人，除了不斷調整自身以適應這種變化外，別無他法。正是這隻看不見的手，導致國家市場觀的轉變，從過去那種單純的、樸素的“互通有無”的市場觀，向主觀能動地，欲發揮市場功能，利用物貨流通，以收稅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獲取經濟利益的方向轉變。正是這隻看不見的手，成就了唐代市場管理“直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