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三省分權，使相職一分為三，互相牽制，目的是為了便於皇帝控制。不久，中書出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直接影響到皇帝詔令的貫徹，於是太宗皇帝提高了政事堂的地位，使三省配合更加密切，連為一體，進一步加強了皇權。
高宗以後，律以“平章事”、“同三品”等銜行宰相事，參加政事堂議決軍國大政，品位不高，易於控制。至於從門下省遷政事堂到中書省，抑門下之勢，張中書之權，其用意在加強皇權尤為明顯。
開元中，閤中書門下為一體，另設五房辦事，高高凌駕於相府之上，而原來的中書門下省機構名稱雖存，殆成閒所矣！從政事堂制度形成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及其分合應變的鬥爭現實，可知皇帝利用政事堂這個權力舞臺，其目的是要在更大範圍內，更有效地集中統治階級的意志，把君主個人專制與宰相集體議決這種對立面的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從而更加強化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
從政事堂制度形成過程中，李曜還看出，其實皇帝正是為了使他們“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消滅，“就需要有一個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於是，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政事堂，便從控制矛盾與衝突的“需要中產生”。
那如果再從皇權專制制度本身來看呢？皇位繼承製度是專制獨裁的皇統得以延續二千餘年的命根子。“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預立太子的皇位繼承製度，其本身就必然帶來一個無法克服的弊病，就是皇帝英明決斷雄才大略者極少，多數是中主以下，及至幼主孱君。歷史的經驗表明，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每遇幼主孱君、昏君在位時，母后擅權，外戚橫行，宦官禍亂，便成為皇帝專制制度的副產品。當此之時，政局動盪，篡奪禍亂必然接踵而來。如何緩和這種矛盾與衝突呢？也許是歷代皇朝在其統治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建立起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特別是建立強有力的最高決策機構，作為皇帝專制統治的權力輔弼，是緩和政局動盪，防止篡奪禍亂的一項根本國策。唐代至今＇指李曜現在這個時期＇近三百年的政治史，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比如以唐初兩次權力危機來看：
第一次權力危機是“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殺太子建成及其弟元吉，逼其父高祖李淵下臺，登基即位，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之所以著名，是因為他的上臺，改變了武德年間綱紀紊亂的局面，出現了封建社會少有的“貞觀之治”。“貞觀之治”之所以出現，極其重要的一條原因，是太宗整頓了國家機構，改革了各項政治制度，建立起“皇權專制——三省分權——政事堂集議”三者結合的中央集權新體制，極大地加強了中央集權。《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篇，記載太宗和大臣們透過總結歷史經驗，討論政體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其中說：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是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太宗皇帝的兩段議論，關於皇帝個人與中書門下、政府百司之間的關係，論述得何其精采，又何等深刻！他把君主個人專制和宰相集體論執的“須合變通”，對立統一的必要，說得清清楚楚。歷來人們引用這兩段文字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把這些議論提高到國家政體上去認識的。《貞觀政要》的編者吳兢確有卓識，他是把這些對話放在《政體》中加以考察的。
李曜一直覺得後世的歷史研究有一個很大的偏向，就是偏重於人事，而忽視制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