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方法，發行了齊多爾銀行鈔票。法國的拿破崙·波拿巴稱帝后，於1806年攻佔維也那並下令複製齊多爾票的印版並沒收了原版，在巴黎、義大利大量印製齊多爾銀行的假鈔。
在美國獨立戰爭時，英王喬治三世下令製造偽大陸票，進入美國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下令組織專家們，用精美的水印紙仿造英國紙幣，為第三帝國發動戰爭籌措資金。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在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軍事侵略的同時，還大肆掠奪中國財富，發行偽鈔則是其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曜穿越前，記得人民幣“換屆”那會兒曾看見過一個資料統計，全世界每年因各類仿冒高檔商品和偽造票證等形成的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之多。在國際市場上，那五年之中有紀錄的重大商品假冒偽劣事件就已超過2000起。更令人擔憂的是，醫藥、食品、菸酒、飲料等領域中的假冒偽劣產品常使人防不勝防。
或許正是因為假幣、假貨層出不窮，一種特殊的印刷技術——防偽印刷便悄然誕生了。
沒有李曜改變過的大唐，就有成都人始創了水紋紙，這在造紙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特別是在防偽上。水紋紙的做法，一是印明花法，類似木刻水印；二是印暗花法，即後世人們熟知的水印。在宋代，成都特製楮紙在抄紙過程中進行了特殊的砑花，難以仿冒，所以包括交子在內的宋代紙幣用紙均在成都製造，造水紋紙的工藝被用作紙幣的防偽措施之一。就算是在後世，水印也仍然廣泛用於印製需要防偽的高階公文紙、鈔票、護照、證書、賬冊等。
這種水印法，是李曜從《天工開物》裡看到，並提示河中軍械監試製成功的。其第三個步驟，叫做蕩料入簾。乃是取出煮爛的原料放在石臼裡用力舂成泥狀，再用適量的水調配，使纖維徹底分離並浸透水分，成為紙纖維的懸浮液，再傾倒入紙槽裡，然後用細竹簾在紙漿中濾取。於是紙纖維會留在竹簾上形成一層紙膜，抄紙工匠在紙槽邊重複舀水、抬起竹簾等動作，每次承受的重量大概是後世的20公斤。不過抄紙的難度還在於，抄的輕紙會太薄，抄的太重紙又嫌厚，這就全憑工匠的經驗，李曜目前還未想到怎樣把這個控制進流水線生產中，不過卻把這個難題當作一個課題，交給了軍械監的相關技術組。
李曜之所以肯定唐末時已經可以考慮實現紙幣流通，主要是因為北宋時交子的大量流通並未出現大的麻煩（無風注：其實宋朝經常因為多發交子而出現通貨膨脹，但那是政府的金融掌控力太差，或者是故意掠奪民間財富——如我大天朝）。
中國毫無疑問是歷史文明古國之一，但可能被西化掉的頭腦很難相信，其實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如將宋代的交子定義為正式的國家紙幣，那麼早在西周初期，紙幣的萌芽就已經產生了。
《周禮·載師篇》記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就是以布為材料製成的交易媒介物，布上有幣名、年月、地址、錢數、發行人印信。《周禮》中還載有“聽稱責以傅別”、“凡買賣者質劑焉”。“傅別”、“質劑”都近似予現在的票據。春秋戰國時期，曾通行皮幣，“昔者大王居分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民間也曾通行作為交易媒介的牛皮。
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曾製造白鹿皮幣，後人多認為是一種籌集國用的債券。東漢也用過類似里布的布幣。魏晉南北朝興起了寺院櫃坊及豪門郾店，吸收存款。出具可流通的存款收據，在市面上流通。
唐宋時期櫃坊設立得更多，可發行的帖已深入人心。《太平廣記》引《唐逸史》說：“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也”。吳曾的《能改責漫錄》中，也有“取筆寫帖付生日：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業。”此二篇雖為當時神話小說，但錢帖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是可見的。
櫃坊接受存款人的帖（就是支票），就支付通貨的事實，在大唐就已經有了。就是到了北宋時代，在健全的櫃坊中也還是這樣的實行著。大唐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比較發達。印刷、造紙業也得到較大發展，此時期印刷、造紙、絲織、金屬、陶瓷等手工業品都有很高水平。甚至可以說，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如已出現“飛錢（匯款）制度。作為紙幣的基礎，大唐造紙術在漢代基礎上有了更大的發展。據新唐書載，大唐已開始用厚紙製作和使用紙器、紙杯。在晚唐，中國已經發明瞭用植物纖維造成舉世聞名的宣紙，這就為宋代使用紙幣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