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御，諸臣知機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荊湖則南服，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啟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是夫。”
所以李曜覺得“杯酒釋兵權”這件事，就其直接意義而言，一是預防了禁軍將帥用兵權發動政變，重演“黃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決了開國將帥居功自傲、偃蹇弄權的問題，“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所以，它的成功，極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穩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轍。正如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諸將不早解兵柄，則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從較深的層次看，“杯酒釋兵權”則意味著武人干政的結束，開啟了偃武興文之機。五代時期，是軍閥的天下，“長槍大劍”指揮政治，形成了重武輕文的社會風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者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
北宋立國之初，重武輕文的風氣依然如舊：開國諸將“官爵勳階並從超等”，位重勢大，“意多驕蹇”；而同為開國功臣的趙普，卻屈居四品，“以樞密直學士立朝”。而“杯酒釋兵權”後，第一代開國將帥調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預中央政治的局面為之改變。此後，新提拔的第二代將帥，資淺功薄，自然無法與趙普等開國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釋兵權”後不久，趙普即出任樞密使，開始執掌軍國實權，後又“獨相十年”，總攬朝政，文盛武消之勢已是明若觀火。
從更深的意義上看，“杯酒釋兵權”所解決的，又是中國古代政治中的一個最為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理皇帝與開國功臣之間的矛盾。“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即誅殺功臣，是一些開國之君慣用的手法。這雖然也可以部分地解決功臣對皇權的威脅，但伴隨而來的腥風血雨，卻會造成沉重的陰影，扭曲和戕害幾代人的心智，從而對政治的昌明、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卻選擇了一種較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論心，大將解印”，談笑之間，解決了一個歷代深感棘手的問題。當然，實際過程不會如此簡單。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後，絕大部分功高資深的禁軍將帥，既被解除了兵權，又保持了同皇帝的親密關係，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這表明，宋初皇帝與功臣宿將的矛盾已經化解在一種較為寬緩、平和的氣氛之中了。
這種寬緩、平和的氣氛，使得宋朝在其誕生之際就蘊含了一種不同尋常的開國氣象。遠在四川的後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觀者的清醒，覺察出幾絲資訊。宰相李昊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宋王朝的這種“不類漢周”的開國氣象有了更明晰的體認。如邵雍、程頤、范仲淹等就將“祖宗以來，未嘗輕殺大臣”作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確、呂大防、曾布等，則更把“不殺大臣”、“不殺士人”、“不殺諫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統統指稱為“祖宗家法”，以為“三代之後，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則雲：“本朝自古所無者三。藝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來，世傳二厚，雖甚威怒，未嘗妄殺，故論者謂不嗜殺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廟光堯兩行內禪，皆出自睿斷，三也。”
“自古所無”云云，雖然不無誇耀，但也確實道出了宋代政治運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變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較之於喋血宮門，兵連禍結，無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誅大臣，不嗜殺人，較之於天子一怒，伏屍百里，無疑又少了一些矇昧和野蠻；至於“內禪皆出自睿斷”（即皇帝本人自願退位），較之於慣常的皇位爭奪，也多少顯示出理性與矇昧的分野總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蠻矇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運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這種變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動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規模可豫知矣”。從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釋兵權”，其最深刻的意義就在於營造了一種較為文明和理性的開國氛圍，從而影響和帶動著宋代的政治生活向著相對寬鬆和自由的方向發展，並最終形成了“未嘗輕殺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傳統。而政治上的這種變化，又必然會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給社會各個方面都帶來勃勃生機。
李曜雖然不希望弄出個“弱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