曜依舊插不進手去之外，其他事關經濟的政務，李曜如果不配合，河東節度使府都只能乾著急！
數年佈局，所為者何？便是今日局面！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不知不覺，便是翻雲覆雨等閒間，大局隱隱在握。
李曜岔開了話題，道：“淮帥大業，目前來說，可分四步：第一步，初據廬州，蓄勢待發。第二步，兵出揚州，試劍淮南。第三步，另闢蹊徑，轉戰皖南。第四步，縱橫南北，一攬江淮。”
李襲吉微微皺眉：“如今，尚不算一攬江淮吧。”
李曜笑了笑：“早晚而已。”
“哦？明公何以如此斷定？”李襲吉反問道。
李曜挑挑眉：“襲吉先生何必明知故問？”
李襲吉哈哈一笑，搖頭道：“某雖能猜測一二，卻無這般把握將話說死，天下事一變萬變，哪裡能一言而斷？也只有明公你，才有這般自信，偏偏還從來未曾料錯，某是不服不行啊。”
李曜笑了笑，心道：“楊行密那邊的情況，我的蝴蝶翅膀明顯沒扇到，所以我才敢說得這麼肯定，只是這一點，我可沒法告訴你。”
其實李曜在聽李襲吉述說楊行密生平經歷只是，便已經聯絡自己在史書中所讀到的那個“吳王”，認真思索了一個問題：作為五代時期的一方梟雄和“十國”核心的“創業”領袖，楊行密先是鷹揚廬州，既而叱吒江淮，這個從州兵、隊長起家的楊行密，最終能夠成就一番事業的原因是什麼呢？
李曜覺得，首先是順應大勢，此為前提。
“十國”在南方之“國”，經常在同一時期只有四個或五個。這樣的疆域與面積也比較便於管理，而以發揚各地區經濟的潛勢力，則較統一的大帝國凡事都要著重均一雷同的辦法有效得多。這樣的話，不見得比統一的大帝國低劣。傳統的歷史家對於五代十國沒有多少好話可說。不是“僭竊交興，稱號紛雜”，則是“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其實李曜清楚，按照原先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重過渡時期，將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併。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制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歷史選擇了五代十國，而順應這一時代潮流是楊行密成功的前提。王夫之謂：“當行密之時，朱溫、秦宗權、李罕之、高駢之流，兇風交扇於海內。乘權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權者既以殺人為樂，民亦以相殺為樂；剽奪爭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於卒伍，亦力戰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為固本保邦之謀，屢勝朱溫，顧且畫地自全，而不急與虎狼爭食。行密之為功於亂世，亦大矣哉！”又說：“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前，可與有為者，其在淮南乎？”
當是時，楊行密深明大義處理好與唐廷關係，保持了唐末五代的平滑過渡，贏得後人好評：“行密足未嘗履王都，目未嘗見宮闕，起於卒伍，無尺寸之詔可銜，削平之而撫僅存之生齒，是草澤崛起，無異於陳勝、項梁之於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為維繫，其君臣之義，蓋已淺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兇鋒，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獨能不附逆賊，甘奉正朔，如王師範、羅紹威、韓建之所為，亦可謂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稱王，而帝制賞罰之事，聽命於朝，循分自揣，安於其位，而特不屑臣服於逆賊之廷，亦可謂之不妄矣。”那麼，楊行密與他的“英雄”們建立的是一個怎樣的政權呢？
楊行密與後來吳國的將領，擔任著州、縣長官。但“楊行密雖是他們的首腦，只是用‘智略’約束他們，而不是靠權力統率他們。這是因為：唐帝國雖僅儲存著招牌，畢竟還沒有正式垮臺；淮南地區雖已形成獨立割據，但吳國還沒有宣告建立。此時，吳國中央政權表現為：吳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地方政權表現為：‘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可見，吳國的國家機構還是不健全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還是不正常的，國境內的政令還是不統一的。’”
如今，楊行密還不是吳王，甚至連弘農郡王都還不是，僅僅只是淮南節度使，又是短期內突然崛起，約束力自然更不是那麼強大。
其次是順應民心，此為保障。
王夫之對南方許多割據政權順應民心民意的做法很以為然：“王潮約軍於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