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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徑師之變對唐德宗打擊甚大，使他全面改變了建中年間的政策。對於河北藩鎮父子相繼的情況不再過問，而對於中央禁軍來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將禁軍的主力神策軍重新交由宦官執掌。因而徑師之變最大的贏家有兩個，一個是神策軍，另一個是宦官集團。這次能夠鎮壓叛亂，克復京師對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軍隊便是神策軍。它強大的戰鬥力和對唐王朝無比的忠誠，都在德宗心裡留下了深深地印象。從戰鬥力來看，神策軍能夠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多次扭轉戰局，最終平定所有叛軍；從忠誠上看神策軍的表現也是無可比擬。由於種種原因，前來赴難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竟然也發生叛亂，這對德宗的心理造成了很大沖擊，與神策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加深化了德宗對神策軍的好感。在徑師之變中因為原神策軍統帥白志貞的無能，使得德宗被迫出逃。而在此過程中許多文武大臣都背叛了唐朝成為逆臣，這些人中有德宗曾經甚為器重和信任的臣子，如姚令言、李忠臣和硃批等。故而這種情況使得德宗對於這些文臣武將均產生了不信任感。
反觀宦官集團在這次事變中的表現，宦官竇文場、霍仙鳴自始至終均忠心耿耿的陪伴在德宗左右，並率領衛士勤王護駕。這些情況使得德宗在心理上產生了對比。一方面是紛紛附逆的文臣武將，而另一面卻是忠心耿耿的宦官集團。自然而然，德宗對於宦官集團產生了強烈的信任感和親切感，於是摒棄了建中初年疏斥宦官，親任朝士的政策，開始大規模的放手使用宦官。
從深層次講，在唐德宗時期，對於皇權統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藩鎮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出現了李希烈、朱泚等欲取唐而代之的藩帥。而皇權與宦官之間的矛盾在當時來看並不是主要的矛盾。因而在徑師之變後，德宗一改建中年間的政策，再次將兵權交給宦官。這也是中唐以來唐朝最高統治者對武將不信任和防範政策的延續。
德宗自興元返回後，對於神策軍的統轄權進行了重新的安排。《唐會要》卷72《京城諸軍》載：“興元克復。晨出鎮鳳翔。始分神策為左右廂。令內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兩廂兵馬。”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廂，分別以宦官統轄。但對於神策軍分為左右廂的時間，史料中的記載相互矛盾。在《新唐書·兵志》中記載在唐代宗永泰年間神策軍便已經分為左右廂。唐長孺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認為在興元以前神策軍不可能分為左右廂，其神策兵馬使實為神策都知兵馬使的偶誤。而對於史書上屢屢出現的關於神策軍分左右的記載，如：《舊唐書·李晨傳》雲：“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等。黃樓在其論文中認為“此時的神策軍左右廂是指如藩鎮軍隊中的左右廂，皆統於節度使下，實為一軍。而現在所討論的分為左右廂，並不統於一軍，而是分由兩位宦官監軍，實為兩軍。”我認為最後一種說法在現階段來看較為合理，神策軍分兩廂的時間應為興元克復之後，其他史料所載代宗年間便出現的神策左右兩軍的記載應為同一軍內的左右兩廂，所以神策軍正式擴充為左右兩廂的時間應該是唐德宗興元元年。
從興元元年（784年）十月德宗令竇文場與王希遷兩位宦官任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便重新開啟了宦官把持軍權的歷史。此後德宗重建神策軍的步伐繼續前行。貞元二年（786年）九月，德宗對實力日益強大的神策軍從組織結構上進行了改編，將原神策左右廂擴充為神策左右軍。設定大將軍二人，正三品；將軍二人，從三品。《唐會要》卷72《京城諸軍》：“貞元二年九月二日。神策左右廂。宜改為左右神策軍。每軍置大將軍二人。秩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其職田棒錢手力糧料等。同六軍十二衛。”另外設定“監勾當”的職位，令中宮充任。使得宦官對神策軍擁有一定的領導權，但此時的神策軍並非完全由宦官執掌，“監勾當”的職位表明其性質仍為監軍。而神策軍大將軍與將軍對神策軍也有指揮權。《冊府元龜》卷134《帝王部·念功門》：
“三年十一月癸亥，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摧為左曉衛上將軍。丁卯，以河東兵馬使兼御史大夫張元芝為神策軍大將軍。己已，詔：‘奉天定難功臣、左神策將軍兼御史大夫武陵郡王孟日華於洪州安置，仍賜絹百匹，充家口路糧，至彼委本道都團練使給十人衣糧，以時存問’。初仁摧出官，日華自謂代之，既授張元芝，日華忿於眾曰：‘吾於國有功，且久次當遷，今以大將軍授元芝，吾寧貶黜不能事也。朝廷用人失序，何以致理。’大垢拂衣而出。監軍竇文場大怒，列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