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誅。帝念其功，故黜謫之。”
從這段史料中可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耀和將軍孟日華在神策軍中是擁有一定實權的，而宦官的權力雖然沒有達到直接處置神策軍將軍的程度，但由於皇帝的信任和支援完全掌握神策軍也只是時間問題。
神策軍的控制權完全交予宦官是在貞元八年十一月，以左神策軍大將軍柏良器左遷右領軍為標誌，自此宦官開始全面掌控神策軍。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篙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貞元八年後，原神策軍大將軍與將軍再無實權成為了一種虛職。宦官集團雖然掌握了神策軍的全部權力，但在職位設定上來說，其仍然是監軍性質，沒有名正言順的職位。故而在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專設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一職，以竇文場和霍仙鳴充任。“以監勾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勾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
神策中尉的設立，標誌著宦官集團典兵的制度化。宦官從李輔國開始初掌禁兵，後經過程元振、魚朝恩相繼領兵，但這些權閹都是憑藉自己的個人權勢執掌禁軍，屬於個人行為沒有形成制度化。故而這些權閹的個人權勢一旦消失，宦官典禁軍的權力也可能隨之消失，如魚朝恩死後便不再由宦官典軍。但神策中尉制的設立，就意味著宦官集團不再是憑藉個人權力來掌控禁軍，而是透過正式的行政職務用正規的制度來控制軍隊。這樣就使得整個宦官集團與神策軍緊密的結合起來成為一體。即使中尉易人，也不會影響神策軍與宦官集團的關係。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德宗雖然將兵權交到宦官手中，卻將神策軍分為了左右兩軍且分別由不同的宦官充任，使得神策左右軍之間有所制衡，不至於出現肅代時期由一人獨掌禁軍的情形，最大限度的減輕了宦官集團對於皇權的威脅。
所以神策中尉制的建立，無疑是中唐以降在中央政局權力分配上發生的一件有深遠意義的大事，以制度化的方式確立宦官典兵制度。雖然德宗將神策中尉由兩位宦官出任，但將禁軍與宦官集團結為一體的事實卻使得宦官的勢力大為增長。因而司馬光對於唐代宦官勢力專權“成於德宗”的論斷是正確的，德宗以後宦官得勢，其後十一位皇帝中竟然有八位是由宦官擁立的，可見神策中尉制對於唐朝歷史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
第211章 掌控四鎮（八）
對於要不要在軍中引入後世某黨的“政委制度”，李曜實際上也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確切的說，是他在出任洺州刺史之後，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到出任河中節度使時，更是花費了很長時間，綜合考慮了各方面的關係之後才下定引入這一制度的決心。
政委制度，在後世和平年代頗受爭議，有些說法認為這一制度使得“國家國防軍”成為空談，軍隊成為政黨專政的工具。當時他作為國企高管，對此自然不便置評。但在如今，他穿越到了唐朝之後，想法卻是不同。
某黨在實施了軍政委制度之後，數十年間，無論戰爭年代或是和平年代，至少從未出現過部隊成編制的叛變投敵情況，黨對軍隊的領導權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說某位曾經一呼百應的黨和國家領袖，在叛逃國外時也調不動哪怕一支成建制的部隊，這就是明證。所以李曜認為，這種能夠維持和保證軍隊極高忠誠度的制度，對於身處唐末亂世的他而言，毫無疑問是非常有借鑑意義的。
大唐當然沒有政黨，但大唐有藩鎮、有節帥。李曜自己，就是節帥之一。
要知道大唐自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之中逐殺節帥的事不勝列舉，雖然他如今並不擔心會出現這種兵變，但任何掌權者都會下意識地將手中的權力抓牢，縱然李曜也不例外。
擁有足夠大的權力，才能使在歷史上曾經真實出現的五代亂世被消弭於無形，而在當下的大唐，權力來源於兵權，這一點毫無疑問。所以不論從哪方面看，引入軍政委制度都是利大於弊的。
但軍政委制度在後世實施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一些弊端，李曜也必須儘量化解。剛才李筠所提到的這個最終決定權的問題，就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
軍政委也好，教導員、指導員也罷，說穿了，其實就是政治監軍，另外肩負了類似西方隨軍傳教士曾經做過的思想引導工作。大唐的監軍可少？真不少，但起到作用的有幾個？或者說，真正起到讓藩鎮忠於大唐這個作用的有幾個？因此軍政委制度不同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