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州南界，在今山西靈石縣南。關久廢）趨晉（即晉州，治所在今臨汾），會河中，帝聞，擢克用為雁門節度。”此亦有誤。
3．“杖鉞雁門”辨正
據《通鑑考異》卷二四所引《後唐太祖見聞錄》：中和元年三月，“陳景思齎詔入韃靼，召李克用屯蔚州（今山西靈丘），克用因大掠雁門以北軍鎮。”司馬光進一步考日：“是歲（筆者按，即中和元年），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雁門節度使。蓋此際（按，即元年三月）赦其罪，復為大同防禦使（按，大同軍治所當在朔州之馬邑，亦即今朔縣東），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招之，始除雁門。薛史誤也。”《通鑑·唐紀七一》進一步訂日：中和元年，“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並、汾，爭樓煩監詔（王）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此皆明證：初，並未授忻代留後，而是復其大同防禦使，召屯蔚州；其忻代留後，乃為中和元年夏陷忻代後而自稱；當然，此時更未授雁門節度。關於其自稱忻代留後的時間，據《唐末見聞錄》、《太祖紀年錄》等載：李克用於元年五月南下，因“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雁門”，三十日“卻回，收卻忻、代州”。可知，據忻代而自稱留後自當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詔命其為雁門節度，時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師行至河中之時。其時間，《太祖實錄》訂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紀年錄》與上引《通鑑考異》俱訂為二年十二月，據上諸考，當依張昭《紀年錄》及司馬光等十二月說。由上觀之，所謂“太祖杖鉞雁門”，實為陷忻代而自稱留後，其時間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師止。而（冊府》等所謂“杖鉞雁門”，乃為隱惡誇飾之語。
4．崇韜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稱忻州兵馬留後之前
據《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四所引《唐末見聞錄》、《太祖紀年錄》等載，唐乾符以降，李克用雖於大同兵變後自稱大同防禦留後，然國昌、克用父子之勢力只在代北。於其時也，代州為河東節度所轄，李克用雖時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終為河東抵禦沙陀之前哨。於此期間，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時在廣明元年（880）正月：據《通鑑·唐紀六九》可知，其一路風馳而下，意在剽掠，並未得攻入代州城內。故可知崇韜不可能於此時投李氏。又據薛史及《通鑑》，乾符六年（879）冬，李鈞將上黨（按，即潞州，今山西長治市，時為昭義軍治所，上黨為其秦漢時舊名）太原之師屯於代州；廣明元年（880）春，天子覆命李涿率兵數萬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鄭從儻充河東節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靈丘），國昌戰不利，七月，“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韃靼”。
由上可見，廣明元年之前，在時人眼中，李國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後將有飛黃騰達之勢，故崇韜於此時斷不會叛朝廷棄父老而投沙陀。設若居然如此，當國昌“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韃靼”之時，其將焉往？以是推定，崇韜之投李氏，肯定不早於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南下據忻、代之時。
由上可訂，崇韜之投李氏，當在中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一月間。
（二）隨李克修於昭義典軍務之時間
關於李克用何時得潞州及澤州，諸史所載錯訛紛亂、雜無頭緒。本文限於主旨，不能細陳爬梳考核之始末，今權將結論歸納如下：
1．關於昭義分為兩節及克用初只取一郡說
（1）關於昭義之有幾郡。《元和郡縣誌》卷十及《舊唐書·地理志》皆載，昭義節度，又稱澤潞節度、上黨大都督府，治潞州，領潞、澤（今山西晉城）邢（今河北邢臺）沼（今邯鄲東北）磁（今河北磁縣）五州。然而，《新唐書·孟方立傳》所載之昭義，卻只有“潞、邢、沼、磁四’。那麼，澤州哪裡去了？據宋人張齊賢《洛陽揞紳舊聞記》卷二《齊王張令公外傳》、《通鑑考異》卷二五、薛史《張全義傳》等考之，光啟二年（886）之前，澤州為河陽軍（治所河陽，今河南孟縣西）諸葛爽部所據。
（2）克用非同時取澤、潞二郡說。上引（孟方立傳》又載，因孟方立“謂潞險而人悍乃徙治龍岡（即邢州）”，由是引起潞人懟言，遂致引克用取潞州。“自是，孟方立以山東三州為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舊唐書·僖宗紀》，薛史《武皇紀上》、《李克修傳》，《通鑑·唐紀七一》皆因此說，謂克修初只取一郡。那麼，克用何時方得澤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