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潞笑道：“怪只怪河東軍械監名頭太大，蒲帥一說出資，各家都只以為蒲帥必從河東軍械監調撥錢帛，卻不知蒲帥可用款項還多著”她微微側身，朝王摶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精於財政，奴想請問一句：王相公以為河中節度使府會缺這區區不到二百萬貫麼？”
王摶道：“河中鎮的兩稅留使究竟多少，某並不知詳情，但河中蒲、晉、絳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來兩稅留使以及營田都不在少數，至於軍府商產，歷來不薄，是以河中節度使府實不拮据。更何況，河中還有兩池我意天下諸藩，怕是少有可與河中比富者。”
王摶判度支多年，對於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鎮經濟情況，自然極為了解。尋常節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剛才他都已經提到，分別是兩稅留使部分、營田所得和軍府經商收益，另外河中還額外有兩池鹽場的利益，當然少不了。
德宗以後，藩鎮的基本財政收入就是兩稅收入。當時，兩稅收入之中，歸方鎮支配的只是留使部分。它在整個收入中佔多大比重，因各地物產、戶口、軍隊多寡等情況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從全國範圍來看，地方留佔的兩稅大約佔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時“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這只是錢額，另外還有米麥外費一千四百萬斛，京師二百萬斛。按照元和時“國計簿’的數宇，全國總額是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各種榷稅收入皆在其內。文宗時王彥威作《供軍圖》說全國收入三千五百餘萬，恐怕就是根據“國計簿”。王彥威分析兵費在全國財政中的比重說：
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永貞、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椅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夭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蘭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眾，仰給度支。
王彥威在這裡提到了兩個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佔總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為三分之一。二是供軍費用佔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開支僅佔三分之一。
當然，這只是總的情況，就各鎮的情況而言，則不盡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雲：“其涪州緣屬荊南，有供荊南節度錢二千四百貫，今隨本州割還黔府，兼於涪州送省錢三千八百貫文內更取一千五百貫，添賜黔府見將士軍資。”這個決定是針對黔中遭水災，軍資不濟的情況作出的。涪州從荊南割屬黔中，其原送使錢二千四百貫增加一千五百貫，為三千九百貫，同時其上供錢則從原來的三千八百貫減少一千五百貫，為二千四百貫；留州部分不變。上供與送使的比例從1。6：1變成1：1。7。
而《吳地記》所載蘇州的情況則有不同，上供三十萬六千八百三十貫，留州十七萬七千七百二十貫，送使十七萬八千三百四十九貫，總額為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約是44％：28％：28％。可見南方上供數額遠遠不止三分之一，幾乎佔一半，遠遠高於北方藩鎮。當然這也說明江南作為唐廷的“錢袋子”由來已久、名副其實。
而營田則是方鎮兩稅收入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收入來源。唐代藩鎮營田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營田所得可抵預算中的本鎮軍資或度支所撥衣糧，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書門下奏稱，觀察使若上陳刺史政跡，“須指實而言”、“如稱營田課則所效，須雲本合得若干萬石，在任已來加若干萬石。其所配斛鬥便請準數落下，支所供本道本軍斛斗數。如不是供本軍本道解鬥，則申所司收管支遣，以憑考核。”於此可見營田收入要麼抵充軍糧，要麼申報有司收管。對於這類性質的營田，落鎮是沒有熱心的。他們認為：“疲兵於隴畝，緩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種情況下的營田收入可以為地方自己支配。《資治通鑑》有載：“諸將言於秦成防禦使李承勳曰：明公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所謂“耕市之利，即指“營田之利”和“關市之利。”秦成防禦使軍隊既“仰給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見其營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鎮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詔在諸道除邊軍營田外，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其所管營田自合軍中資用、不合取百姓營田，並以瘡地迥換百姓肥濃地。其軍中如要營田，任取食糧健卒，而不得輒妄招召。”這條詔書說明，朝廷對“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的內地諸軍營田並不怎麼感興趣，故說“如要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