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任取食糧健卒”。因為這些營田完全是歸“軍中資用”的。唯一的問題是這類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為蒲、晉、絳三州農業發展比較好，在後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農產區，所以營田較多，收益也比較可觀，贍軍不僅充足，而且有餘。
營田所收為實物，還有一些征斂錢貨的雜稅收入，主要有鹽鐵、茶稅、酒稅、商稅等，而譬如河中有兩池鹽場，因此鹽稅是相當大的一筆收入。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經商。
很多人只知中國古代一直重農抑商，但卻不知道唐代的開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巔峰，連各藩鎮自己都有商業收入。因為諸道藩鎮不僅徵商稅商，自己還經商。
大曆十四年十月有敕：“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於揚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沖，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貿販，別置邸肆，名託軍用，實私其利焉。”
這裡的“名託軍用，實私其利焉”，固然是對藩帥假公濟私的揭露，但同時又從側面反映出，若是出於“軍用”，是可以置邸“貿販”的。這是建中以前的情況。兩稅法以後的例子也有。如文宗開成時汴州節度使李紳“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儘管“議者以與下爭利，非長者所宜”，還是獲得了皇帝的同意。另外還有“官沽”，即由官府賣酒，實際上一也是一種商業活動。大和元年（827）江西觀察使李憲曾“以軍用不足，奏請禁百姓造酒，官中自沽。”這已是藩鎮自己壟斷酒的生產和銷售了。劉從諫也曾在澤潞“賣鐵、煮鹽。”又利用商人販易取利，“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
實際上這就是後世國家資本主義式的一種財富控制辦法，有些像國家壟斷，這個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當然有收入就有支出，兩稅法時期藩鎮的財政支出大體可劃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在“長行旨”條內具體載明的分配專案，主要有上供、供軍、官吏奉料和州府雜給等，可稱之為基本支出。第二大類是不在“長行旨”條之內的特別支出，主要有進奉、賞賜軍士、廉使常用錢等名目。
官吏俸祿和州府雜給一般不算什麼大數目，剩下的上供、供軍才是主要支出，這一時期計程車兵每年每人要花費二十四貫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萬大軍計算，每年正常供軍為一百二十萬貫，但李曜在供軍上花費很大，如果算上軍械監在器械開發和配裝上的花費，每人每年幾乎可以達到五十貫以上，那麼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幾乎是要翻上一倍，達到每年240萬貫。
但王摶剛才已經提到，河中除了這些其他藩鎮都有的收入之外，還另有一個聚寶盆：兩池鹽場。”
PS：在關中出現大的變亂，明確需要李曜出兵之前，眼下這段劇情主要是“種田”，因此可能有些枯燥，耐心不那麼好的朋友，可以等過一段時間再一起看。
另外，種田的情節，有一部分是為了要體現李曜將來進行改革時的思路的。
第210章 力挽天傾（廿六）
王摶這個曾經多年“判度支”的實幹宰執對於李曜可以動用的財力有著清醒的認識：其一，河中自王重榮時代開始，歷經王重盈、王珂、李曜四任節帥，根本就沒有向朝廷上供過，換句話說，就是根本沒有將賦稅“提成”上交朝廷，河中的全部地方賦稅通通成了“留使”錢，也就是全部留在節度使府了；其二，河中的農業在北方歷來都屬於比較發達的地區，歸因此屬於節度使府的營田收益本來就不小；其三，由於地理、交通等區位優勢，河中節度使府本身就有不少商務產業，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然而河中鎮真正最關鍵、最大筆的收入，仍然是那個天下垂涎的解州、安邑——“兩池”。
解州、安邑兩大池鹽的收入，還在代宗時期，就已經佔據整個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也就是八分之一，而這個收入在如今朝廷財政拮据的時期，已經上升到了六分之一！當然，這個說法僅僅只是“如果”李曜肯將鹽池收益上交朝廷的一個假設罷了，實際上李曜承王重榮舊制，根本不向朝廷上供一文錢。那麼，李曜可以支配的財力，很明顯是非常充足的。
當然，不上供不代表對朝廷毫無表示，李曜不僅有表示，表示還很大，只是名目不是上供，而是進奉。
所謂進奉，是藩鎮以“羨餘”的名義向皇帝上供的錢物，這在唐後期十分普遍，史稱“有土者競為進奉”，同時進奉的數量也十分驚人。史載貞元時，諸道進奉歲凡五十萬貫，其後稍損至三十萬貫。實際上恐還不止於此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