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為宦官所把持的中央政府，又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內部動亂。文德元年三月，飽經憂患的唐僖宗駕崩，其弟、唐懿宗第七子李曄即位，成為大唐王朝名義上的統治者。此時，大宦官楊復恭自領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一面統帶禁軍，弄權於朝，黨同伐異；一面又廣收武人為“假子”，或典禁軍，或為方鎮，以為外援。在楊復恭假子中，楊守立為天威軍使，楊守信為玉山軍使，楊守貞為龍劍節度使，楊守忠為武定軍（洋州）節度使，楊守厚為綿州刺史，“其餘假子為州刺史者甚眾”；“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另外，楊復恭之兄楊復光假子中亦有任節度使者，如楊守亮為興元節度使，楊守宗為忠武節度使，楊守信為商州防禦使，楊守忠為洋州節度使，“其餘以守為名者數十人，皆為牧守將帥”。由此，楊復恭從中央到地方擁有一個龐大的勢力網。其跋扈擅權之行徑引起了剛剛即位並急於鞏固自身地位的李曄的不滿。兩者隨即在權力爭奪上矛盾激化。
大順二年十月，有司上告楊復恭與其假子玉山軍使楊守信謀反。李曄立即做出反應，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進攻楊復恭府第。楊復恭部將張綰率領家眾拒戰，楊守信又引玉山軍之兵前來助戰，李順節等率領的禁軍竟“不能克”，可見楊復恭之勢力。其實，所謂的謀反並沒有切實的證據，只是李曄為了除掉楊復恭這個心腹之患，便順水推舟，意欲將楊復恭等人一網打盡。楊復恭自知境地不妙，已為朝廷所不容，遂逃往楊守亮等人控制的山南地區。隨後，他們“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發動叛亂。
反旗已舉，大兵壓境。位於山南道以南的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聯兵西川節度使王建擊敗綿州刺史楊守厚；昭信軍（金州）防禦使馮行襲又敗楊守亮之軍。
而對於野心勃勃的李茂貞來說，這是一次擴張的絕好機會。從實力和地域兩個因素上分析，王建剛得西川，羽翼未豐，且經東川侵山南，道險路難，進軍緩慢，給養也是問題。而李茂貞蓄勢已久，內外無憂，且鳳翔地接山南，距離較近；南出散關即至山南。若能兼併山南，不但可佔據漢中之險，鞏固鳳翔根據地的南部邊界；更可以趁勢佔有山南西道所轄之文、利、集、閬等州，開啟通向蜀中的大門，虎視東川。從而在戰略上以攻代守，為進一步逐鹿爭霸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
於是，經過百般謀劃，景福元年（892）正月，李茂貞帶領關中的附鎮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等五路諸侯“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並聲稱“自備供軍糧料，不取給於度支”。李茂貞為首的關中諸鎮出兵平叛，竟然不仰國家財政，自備錢糧。如此違背慣例之舉，若非巨大的利益驅動，李茂貞等人是斷不能為的。由此可見其急於擴張的迫切心情。這次聯名上疏實際代表了一支新興勢力的崛起。
在出兵山南之前，仍需藉助於唐中央的影響力。這是由於李茂貞出身禁軍，作為神策軍將領，他深知天子之詔的號召力。而當時的唐廷，雖然喪失了對各地的實際控制，卻依然是天下名義上的共主，四方貢奉的中心。李茂貞主動上表求加職名，這是他開始干政的標誌，其意欲“挾天子令諸侯”的政治圖謀已露端倪。
至於唐廷，似乎也看出了李茂貞出兵的目的所在，“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複製，下詔和解之。”在朝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而南衙諸臣“以邠、鳳皆有中人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可知，此時的朝廷上下，己經明顯感受到了李茂貞的咄咄逼人之勢。朝廷原本以禁軍出身的軍官出鎮鳳翔，是為了進一步鞏固京袋周圍的防禦，不想卻自己埋下禍根。
可是李茂貞的虎狼野心，並非早已流於形式的“下詔和解”就能作罷。李茂貞的跋扈妄為終究要挑戰中央權威。該年二月，在沒有得到朝廷授意的情況下，李茂貞決定聯合靜難節度使王行瑜擅自發兵攻打興元。這個舉動宣告李茂貞正式開始走向跋扈擴張之路。這也標誌著李茂貞己由唐王朝的維護支持者演變為一股新的分裂離心力量。李茂貞和唐廷角力的開始就是他走向割據的開端。
在李茂貞發兵的同時，李曄一怒其專征，二憂其“得山南之後有問鼎之志”，因此拒絕了他請加“山南西道招討使”的請求。沒有滿足要求的李茂貞便開始上書執政之宰相杜讓能和楊復恭之後掌握神策軍的權宦西門君遂，說了一些過激的“陵蔑朝廷”的話。這也是李茂貞首次上書在言語上凌辱朝廷，跋扈之強藩面目漸顯猙獰。以至於性格剛烈，此時還頗有英武之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