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贏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他所著《司馬法》中曾說：‘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可見當時部隊中已設有掌管醫藥的人員。《墨子》也說：‘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養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此處所謂‘長具藥’，我意乃是‘醫之長掌具藥備用’。有鑑於此，某以為最早的軍醫的確是由巫醫和方士擔任，但其出現時期，只能定在春秋戰國之時。”
李曜“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王笉點點頭，又接著說了軍醫制度在秦漢時期的一些發展，然後轉到醫術上，道：“秦漢時代，由於鐵兵器逐漸精良，金創折瘍成為戰時常見傷害，止血包紮法隨之有所發展。漢時普遍使用地黃治內出血和接續斷骨，《本草拾遺》記載漢高祖劉邦曾用‘斫合子’以治墮傷和內出血。《神農本草經》則記載了王不留行、續斷、澤蘭、地榆、扁青等二十餘種藥名。用於傷科內服或外敷，可見當時傷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又如《治百病方》已用藥物功能命名為方，其處方目的不限於止血止痛，還有消散潰膿，生肌收口的功效，開拓了此後理氣活血化瘀的治傷理論。醫聖張仲景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理氣、活血、化瘀的治療法則，建立了既對症用藥（止血止痛），又審因論治（活血化瘀）的配方原則。正陽兄若為軍旅需求而欲設立河中醫學院，這些方面，當屬要務。”
李曜連忙應了，將王笉的話牢牢記住，便又聽她繼續道：“而後魏晉南北朝時，事關軍醫之記載，便漸漸多了，太醫校尉、太醫司馬、金瘡醫和折傷醫等，不絕於史。帝王及將帥出征，也多派遣太醫，或有侍醫跟隨。”
李曜聽到這，忽然想起當初看武俠小說時，經常有內傷外傷之說，又想到若以憨娃兒那般，用鈍器將人打傷，在古時莫非便是無藥可救了。
他向王笉問起，王笉回憶了一下當初在潞州時憨娃兒對敵的手段，搖搖頭道：“若是朱押衙那般神力，但凡打中，怕是神仙也難救，不過若說尋常鈍器所傷，倒也是有救治辦法的。”
李曜沒料到古代不會“開刀手術”竟然能治“內傷”，不禁驚訝，連忙問起。
王笉便微微笑道：“譬如《外臺秘要》卷二十‘金瘡禁忌序’中，便引葛稚川（葛洪）之說：‘凡金瘡出血，其人若渴，當忍之。常用乾食並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鹹食，若多飲粥葷，則血溢位殺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陰陽，行動作勞。勿多食酸鹹，飲食酒、熱羹臛輩，皆使瘡腫痛發，甚者即死’。”
李曜心中點頭，因為這個他能理解，現代對創傷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處理，仍然採取這些措施。
王笉見他點頭，才又繼續道：“不過，凡金瘡，傷天囟、眉角、腦戶、臂裡跳脈（肱動脈）、髀內陰股（股動脈）、兩乳上下、心、鳩尾，小腸及五藏之腑輸（位於胸背，去脊柱三橫指）皆是死處，不可療也。”
李曜長長地“哦”了一聲，暗道：“這倒也是，顱腦損傷、肱或股大動脈出血不止，又或內臟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氣血胸等證候，就算對現代醫學來說也是嚴重的戰傷，古人直接表示‘不可療’也是情有可原，可惜我對醫學全然外行，不然真要給中醫在華佗之後再次引入外科手術式的解剖手段才好。”
想到外科手術，他又想起一個非常常見的傷勢，忙問：“那若是箭傷，甚或帶毒的箭傷，卻當如何？”
王笉道：“療毒須得對症，這卻一時難以說清。不過若只說箭傷，譬如被有射網的毒箭所傷，可用蘭子散解金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蘞下篩，以酒服。如此則淺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終不住肉中。”
兩人又你問我答地談了許久，南北朝往後便是隋唐，李曜來唐已有數載，唐時的軍醫制度倒是有所瞭解。唐初所設的天策上將府，其主持醫藥事務的官員為功曹參軍，為中央最高軍事機構中的一個單位。當時在地方政府中也設有此類官員。如在京兆、河南太守牧、都督及刺史屬下、也有功曹、司曹等兼管醫藥行政。唐太醫署及地方醫學也擔任部隊的醫療工作，這一制度為歷代所繼承。唐代地方部隊多屬於折衝府，全國共643府。而在折衝府中僅有太醫、藥童、針灸、禁咒諸生共211員，平均三府才有一個醫務工作者。所以必須藉助於醫學中的博士、教授和醫生等來為部隊擔任醫療工作。
也正是因為如此，王笉之父王博士當日雖然地位甚高，仍是堅持“醫術為仁術，天心是我心”，多次親下地方，救治傷兵、百姓。
李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