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了，揚言說要是陸軍鎮壓不了叛亂就親自帶近衛師團去御駕親征去，這才不得已而賣賣力。
在叛亂被鎮壓以後陸軍也是還要想方設法保護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發了一次火，一定要殺首犯這才把幾個為首的和兩個幫腔的憤青文人給槍斃了，但還是保下了幕後黑手真崎甚三郎陸軍大將，只是把他轉了預備役。
“2。26事件”鎮壓了下去，極右翼的皇道派從此一蹶不振，隨著事件後“肅軍人事”的進行，統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一段時間。升任第一部（作戰部）部長，離參謀次長也就只有一步之遙，而且看起來似乎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還是那句話：“天佑我中華”，有人在一邊挖坑準備埋石原呢。
石原一舉成名，成為後輩參謀們崇拜，模仿的榜樣。而石原的那些後輩們，卻只有升官發財的野心，沒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個“滿洲事變”就一舉成名了嗎？你會我也會，於是大傢伙一擁而上，各種各樣的“事變”像雨後的狗尿苔一樣。把個石原給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爾少將的軍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變”（7。7盧溝橋事變）。
從9。18到7。7；歷史走過了六年。從瀋陽到盧溝橋，歷史沒有留下過空白。
不要說石原莞爾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風車一樣咕嚕咕嚕轉，就是石原莞爾堅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沒有辦法約束關東軍，約束關東軍的參謀們。理由很簡單，就像石原的上官當年也沒能約束他一樣。
“滿洲事變”並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結束了。半年後的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在關東軍刺刀的護衛下粉墨登場。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養毅總理被殺害4個月以後，簽訂了《日滿議定書》，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滿洲國”。
但是關東軍沒有就此停手。從1933年2月開始，關東軍開始進攻熱河省。4月10日，關東軍突破了長城，鐵蹄踏上了華北。到五月的時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來已經是時間問題了。“華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佈退出舊國聯，當時的日本代表是外務大臣，後來的甲級戰犯松岡洋佑，隨員就是石原莞爾大佐。
在這種情況下，1933年5月31日簽訂了《塘沽協定》，從9。18那天開始的軍事行動，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協定》將長城線和延慶和蘆臺間連線之中東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總面積相當於日本的九州那麼大的區域劃為“非武裝中立區”，中國軍隊撤出了這塊區域，關東軍也與1933年8月7日撤回關外。
在“15年戰爭”中，從《塘沽協定》到7。7盧溝橋事變，中間大約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來中日軍隊之間沒有大規模作戰，被稱為“休戰時期”。
當時的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少將在戰後的回憶錄歷史這樣寫的：“《塘沽協定》是從滿洲事變到大東亞戰爭的長期對外戰爭中最重要的境界線，如果那時候就停止了那種積極的對外政策就好了。不，就應該停止”。
停止得了嗎？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三十二）
得隴望蜀，慾壑難填，這當然是關東軍參謀們性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所以關東軍和天津軍在這四年裡幾乎一天都沒有閒過。《塘沽協定》以後，關東軍以軍事力量作後盾，向國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鐵道，航空，通訊，通商的不平等條約要求。這種外交事務，本來應該是外務省的事，可在當時，出頭露面的全是關東軍的各級參謀，外務省只是追認一下就行了。
這裡提到的所謂“天津軍”也就是“北支那駐屯軍”，原來叫“清國駐屯軍”，是日本在義和團動亂以後根據“辛丑條約”在華北駐紮的軍隊。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稱“天津軍”，以區別於以後的“北支那方面軍”。這支“北支那駐屯軍”在7。7事變以後就改編成了第一。）
這時候的天津軍是“人才擠擠”。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參謀長酒井隆為首，這兩人戰後全是戰犯，可以說牛鬼蛇神，魑魅魍魎全擠到一起來了。
這個酒井隆中國人不會陌生，陸大28期，當少佐時曾任日軍駐濟南武官，製造“濟南事件”，殺害中國公使蔡公時的就是他，太平洋戰爭中指揮進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軍政廳最高長官，犯下殺害平民，屠殺戰俘，強姦婦女等累累戰爭罪行，戰後被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