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一年不到就報廢了一半，給打殘了，只好拖回國內休整重編。好不容易重編好了，又遇上太平洋戰爭，精銳部隊拉到南洋去了，又把這支半殘廢的部隊送到中國戰場，一年不到，又是60％的損失出來了。又殘掉了。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打呢？很簡單，賭徒心理：總希望下一把能出奇跡。就昭和軍閥來說，總希望“再來一擊”，把蔣委員長打慘了，蔣委員長就肯投降了。他們也就能夠從這個泥潭裡面脫身出來了。股票市場上也常能看到這樣的情形，手裡拿了一把一路狂跌的股票，就是捨不得割斷，總夢想有一天會漲起來。其實那把股票早已經破產了。
而蔣委員長呢，和日本人的談判其實斷斷續續倒一直在進行，但是從來就沒有準備過投降。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武漢，再從武漢遷到重慶。蔣委員長還放出話來，實在不行，就是遷到印度的加爾格達組織流亡政府也決不投降。雖然屢戰屢敗，但還是屢敗屢戰。
時代變了，再也不是大清的辮子軍進關的時代了。只要國民政府不投降，日本軍閥就是找出100個汪精衛也沒有用。國民政府手裡有最狠的武器：國際支援。蔣委員長不肯和日本正式宣戰的算計就在這裡：怕美國置身中立。當然美國沒有置身中立對日本人也有好處，但是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傻子也看得出來日本人成不了第二個滿清。只要慢慢熬，熬出黑暗的隧道就有光明。
日本陸軍呢，這時陷在石原莞爾早已預言過的大陸戰場，狼狽不堪。
南京淪陷以後，東京一片歡騰，日本人提著燈籠，在皇居（皇宮）前面遊行，站在三宅的參謀本部陽臺上都可以聽到“萬歲”的歡呼聲。
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宮薙仁親王當時在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那兒留下來的都是石原莞爾的親信。在陽臺上站在薙仁親王邊上看遊行的今田新太郎中佐（還記得石原莞爾的9。18事變嗎？）對薙仁親王說：“殿下怎麼看國民的歡呼？”
薙仁親王沒啃聲。
今田新太郎說了下去：“殿下，這種歡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國民們在呼喊‘快停止戰爭吧’？國民們不要這場戰爭”。
日本軍閥其實心裡面對這一點很清楚：這場戰爭是打不下去了。唯一的辦法就是從中國戰場撤退，但為什麼就沒有這樣做呢？
當時的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是一個法西斯的國家，但是邪門的是，它倒不是一個獨裁的國家：它沒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似的獨裁者。即使是在東條身兼幾乎半個內閣的時候，塞班島一敗也就只能下臺，就是說隨便是哪個個人說話都是不管用的。當然它也不是民主的國家，那日本到底是一個什麼國家呢？它是官僚的國家。你只要看看這次日本的經濟危機居然能持續達15年之久這件事就能夠理解當時日本的決策了過程了。
就像現在實際掌握日本的並不是總理，大臣，而是那些高階公務員一樣，當時實際掌握日本陸海軍的其實並不是長官和將軍，而是那些專職參謀們。
當時從總體上來說，幾乎人人都說這場仗不能再打了，但是到具體怎麼個不打法，卻又人人都有具體問題了。這就是在日本經常能聽到的一句話“總論贊成，各論反對”。小泉純一郎搞郵政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一樣：不反對你改革，也不反對你改別人的革，但你不能改我的革。當時的大陸戰場也是這樣：不能再打了，或者別人都不能再打了，就我這裡再打一下蔣介石說不定就會投降了。
就這樣熬到了1940年3月30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終於下定決心，要在1940年內解決中國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大將，次長澤田茂中將（陸大26期），總務部長神田正種少將（陸大31期），第一部部長富永恭次少將（陸大35期），第二部部長土橋勇逸少將（陸大32期），第三部部長鈴木宗作少將（陸大31期首席），陸軍大臣佃俊六大將（陸大22期首席），次官阿南惟幾中將（陸大30期），軍務局長武藤章少將等九人，會議決定如果1940年內無法解決（就是蔣介石還是不投降的話），日本單方面撤軍，除在上海，內蒙繼續駐留少量兵力外，其餘全部撤出大陸戰場。什麼面子不面子的，現在不是談那個的時候，再打下去，連裡子都快沒了。
但是，歷史的車輪既然滾了起來，而且是在朝著徹底碾碎大日本帝國的方向滾動的話，那麼在沒有達到目標以前是不會停止的。既然有了一支天皇統帥的“皇軍”，還有一批無能而又狂妄的皇軍參謀們，在這些因素徹底消失以前，戰爭不會結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