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清楚，就無法理解共產黨何以產生，也說明不了為什麼會有一場新民主主義革命。
所以講中國革命史多講一點背景情況，是有好處的。
第三，講中國革命，要多講一點黨外的群眾，也要多講一點愛國民主人士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以及給予我們的幫助。
我們黨在中國不是孤軍奮鬥的。
即使是在大革命失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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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５胡繩文集
昌起義失敗後，朱德帶領一支很小的遊擊部隊，仍得到國民黨第１６軍軍長範石生的幫助，這不單純是出於個人友誼。
共產黨人所提出的革命目標，他們在最困難的條件下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不但得到一般窮苦民眾的擁護，也得到一些上層分子的同情。就是在３０年代初期黨犯“左”傾錯誤，對中間派採取錯誤態度，不搞統一戰線的時候，也有許多黨外分子同情我們，幫助我們。比如宋慶齡是國民黨左派，她一直是在最困難的條件下給共產黨以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援的。
再如蔡元培，雖然在２０年代一度參加反共，但３０年代有所轉變，參加民權保障同盟，和宋慶齡合作。至於更多的民主人士，像陶行知、鄒韜奮等等，本來是不主張革命的，但透過實際，漸漸地接近共產黨並和共產黨合作，成為共產主義者。有的北京教授一二九運動時還是反對共產黨的，但以後在抗日戰爭中開始跟共產黨做朋友。這些事實往往我們不去注意，不大重視。毛澤東早已指出革命的三大法寶，有一個法寶就是革命的統一戰線。搞統一戰線是有客觀的社會基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終存在著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第三派系。不能簡單地說當時只有兩個對立面，一方是共產黨代表的革命人民群眾，另一方是反動勢力。
事實上還有一箇中間勢力。
這個中間勢力是不穩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發展中逐漸靠攏到我們這方面來。要知道，在那時靠攏和接近共產黨，不是什麼有利可圖的事情，還有被殺頭的危險，事實上也確有被殺害的，如楊杏佛、李公樸、聞一多等等。
為什麼那麼多的社會的精英分子，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以後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同情共產黨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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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在力量上還處於劣勢地位，前途怎麼樣也並不是那麼明朗的，他們靠攏共產黨，支援共產黨，又為什麼呢？這些歷史事實是很有說服力的，應該是中國革命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所以，黨史工作者開啟眼界，看得更廣一點，是能更好地說明許多問題的。
二 新民主主義革命經驗的總結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結束了，它成為早已過去的歷史。
但我們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積累的經驗，確實是很重要的財富，需要我們科學地研究總結，並且正確地運用這些經驗。
例如，黨必須動員群眾，宣傳群眾，依靠群眾，這在任何時候都是對的。但是，像革命戰爭時期那樣地“大搞群眾運動”
，卻不一定適用於社會主義建設。
１９５８年搞大鍊鋼鐵這類事情，是愚蠢的，那樣運用過去的經驗不行。
還有“以階級鬥爭為綱”。
革命時期當然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用毛澤東的話講，不破不立。那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破壞一箇舊世界，否則就不能建立新中國。但不能把這個經驗也沿用下來，說我們要前進就要破，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要求大亂中出大治，結果搞得天下大亂，人民遭殃。這就是完全錯誤地運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經驗造成的惡果。當然，如果因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能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根本否定民主革命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必要性，那是錯誤的；如果因為現在不能以階級鬥爭為綱，就以為現在已不存在任何階級鬥爭，那也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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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在過去看來是行不通的，但在今天則是必須去做的。
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批評改良主義，批評教育救國論、工業救國論，因為不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打倒，就談不上發展教育，發展工業。但現在不同了，從一定意義上講，教育救國、工業救國是對的。不發展工業，不發展教育，怎麼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從民主革命時期確實留下了許多好的經驗，應該保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