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三大作風是絕對不能丟掉的。當然，三大作風今天也應有新的內容，適應新的情況。我們在革命中的崇高的社會責任感，艱苦奮鬥的作風，團結互助的品德，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些都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而絕不是像有人說的這些都過時了。
在紀念五四運動時，有人提出個性解放與集體主義的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個性解放，發展個性，公開地講個人主義，提倡個人主義。對此我們應該歷史地看。在那時提出個人主義和個性解放，是有積極意義的，它針對的是封建主義的束縛。封建的舊禮教，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社會關係，封建的各種思想觀念，這些東西束縛著青年，青年要求解放。個性解放當時是從這一角度提出來的，因而有歷史的積極的意義。毛澤東早在《論聯合政府》中就講過，要從民族壓迫、封建壓迫下發揚個性。
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反對民族壓迫、封建壓迫，也就是把被這種壓迫所束縛的個性解放出來。那時多少青年參加革命，多少知識青年湧向延安，他們多半是衝破了家庭和社會對個性的種種束縛。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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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文集１７５
民是最受封建主義束縛的，經濟上受壓迫，思想精神上受束縛。農民起來在共產黨的先進思想領導下參加土地革命，這是千百萬農民的個性解放。人民擺脫了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束縛，起來革命，這都是個性解放。不過個性解放不是與個人主義，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