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領導潮流風頭正健的年輕作家們常乾的那樣。這兩點都基於我不可改變的身份——一個職業編劇。
我是以編造故事來賺錢的那種人，對這一套駕輕就熟。想想，一個故事怎麼能保證在二十集，900分鐘的時間裡恰當地發生、發展、直至結束，有的故事要講很久，有的雖好卻很短小，而我必須要讓這些形態各異的故事具有統一性，而且在每個45分鐘之內都有所發展，出那麼幾件小事，隨著一個矛盾的解決又出現另一個矛盾，到一集結束時剛好留下一個懸念。如果這套戲準備要在臺灣的黃金檔播出，長度就要加長到三十集，因為他們的黃金檔不接受二十集的電視劇，而不在這個檔播出就不能掙到錢。所以我曾經接過一個活兒，把一個電視連續劇從二十集變成三十集。加一兩個人物是少不了的，男女主人公嘛，只能讓他們更多一點磨難，橫生一些枝節，多誤解一段時間。
我說這些無聊的事兒是為了讓讀者明白，我討厭絲絲入扣地講一個曲折動人的故事，那是一種手藝活兒， 稍有想象力的人透過訓練都能做到。當然這之間“好”與“不好”的差別就像“會”與“不會”那麼大，但手藝必竟是手藝。
比如說吧，幾個月前我和朋友一起看一張叫作【十七歲的單車】的電影DVD；這是個不錯的電影，電影節的評委們也看出了這一點，給了它個什麼獎。問題是我們饒有興趣地看到一半，碟片壞了，我們氣急敗壞地對著那張盜版盤加施了各種酷刑，它依然不肯就範，吱吱嘎嘎地響著就是不肯向前。最終眾人只得放棄，個個喪氣不已。為了安慰他們的好奇心，我以一個編劇的責任感為他們編造了後面的情節。幾個星期後，當時聽故事的人給我打電話，說電影的後半部分和你講得所差無幾，你肯定早就知道。我當然不知道，我不是說電影的故事是個俗套，而是說編劇的思路是可循的，如果你還湊巧認識這個編劇，對他的偏好略知一二，那就更好解釋了。
我現在想作的是忘掉手藝，忘掉可循的思路，尋找意義。但是說實話，這種手藝已經融入了我的生活，在不知不覺中甚至左右我的生活。
曾經有人對我說：“我喜歡你。”
我回答他說：“我還真不好意思說你說了一句蠢話。”
我向你保證我不是真心想說這句話，他一說出上句話，我腦子裡馬上有了五六種可以表達各種情緒的對應臺詞。就著當時的氛圍我選擇了這句，因為這麼酸的一句臺詞後面應該解構一下。這些念頭都是一剎那產生的，等我看到那人臉上一臉尷尬，才知道自己選錯了臺詞——不符合我的人物性格。
生活的真實性都值得懷疑，其他的就更別說了。
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作品的真實性，一經描述真實就不再存在，努力再現了一種真實，卻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真實，我們永遠只能從自己的角度談論世界，有的人站得高看到的角度多於其他人，但說到底，僅僅是這個差別。我討厭虛構，真實又不存在，但是我們依然寫作。在這真與假之間我希望能夠明析事物和事物間的關係，尋找思維的路徑，發現某種接近真相的東西。寫作對我便是這樣一個過程。
兩人初次幽會的時候，卡莉娜從手指上取下戒指扔進河裡。“幸福到來的時刻，”她對佩特庫坦說，“得給它加上一丁點兒輕微的苦澀：這樣就能記得更牢。因為人對不愉快的時刻比對愉快的時刻記得更長久”
塞爾維亞人帕維奇在他那本關於神秘部族哈扎爾的書裡講到這個故事。
跟卡莉娜的觀點一樣，我傾向認為我們最愛的人是給我們痛苦最多的人。這是一種難得的天生稟賦，一種張弛有度的高技巧能力，因為太多的甜蜜讓人厭倦，太多的痛苦又引不起興趣，能使我們保持在這個欲罷不能的痛點上的人，我們會愛他最久。
愛眉說這是土星對我的壞影響——認為愛情是件哀傷的事是魔羯座的怪癖。
我生在冬天，太陽落在由土星統治的魔羯座。土星是陰性的，否定的星體，以不可動搖的絕對意志控制著它的王國。“像北方的冬天一樣冷酷無情。”我們分手的時候，徐晨這樣形容我。
冷酷無情是魔羯座的惡劣名聲。
徐晨是我大學時的戀人，我們的故事就情節上來講沒什麼好說，它和其他的青春故事同出一轍，當然所有的此種故事都同出一轍——相愛和甜蜜，傷害和痛苦，還有分手。我們有過最純潔甜蜜的時光，而後的互相傷害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而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敢說，我們在相互傷害中達到的理解，比我們相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