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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林彪當接班人，並把一大批造反派頭頭選進中央委員會和各級黨委，牢牢地控制黨權。不久，林彪叛國摔死，又召開“十大”
，讓王洪文當上了黨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結成了“四人幫”。
這是我黨歷史上最陰暗的一頁，《決議》應該對“九大”
、“十大”作出適當的評價和結論。
（六）
《決議》要認真總結黨的領袖搞個人獨斷專行的教訓。
在無產階級政黨執政以後，如何監督黨的領袖，防止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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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９１
獨斷專行，這個問題國際國內都沒有解決好。我們黨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一定要總結教訓。一是禁止搞個人迷信，不要過多地宣傳個人；二是加強集體領導，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職過多，要有個制約；四是廢除終身制；五是建立相對獨立的各級監察委員會，對各級領導人違法亂紀行為進行有效監督，經過批評教育，堅持不改者，要給予紀律制裁，直至罷免。
為了提高大家的認識，再次要求中央編印一批歷史檔案和資料，作為討論學習黨的這段歷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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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開拓新的領域A
在紀念毛澤東９０誕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薦過汪澍白主撰的《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探原》。那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將毛澤東從天上接回人間：從近代中西文化的現實衝突中作具體的歷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學思想形成和轉變的雙重淵源。時隔四年，又讀到作者的《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廈門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出版）。這部新作雖是單篇論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領域更廣，時間跨度更大，融歷史敘述、具體考訂、思想探索與理論概括於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見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論價值即如書名，將毛澤東思想的研究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研究結合起來，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是時下很少有人問津的領域。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時人研究毛澤東思想，大多隻溯源馬列，不詳及近代中西文化論爭，亦不深研中國文化傳統的繼承問題。
而有些熱衷於文化討論者，又往往避開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毛澤東思想的演變，以至彼此如參商之難以相接。
我一向認為，兩者之間固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絡，故不揣譾陋，為揭示此種
此文是為《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寫的書評。
原載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８日A《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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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開拓新的領域３９１
聯絡，開始作一些嘗試性的探索。“
眾所周知，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環境的實踐和創造。那麼，究竟“中國化”
、“中國環境”的具體內容是些什麼呢？
顯然，中國幾千年來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中國文化傳統，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關於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關係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並非空白，但多限於從文史角度的語句索源之類，拙著《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也只是在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論述。
像汪澍白這樣將兩者作系統深入的比較研究，還屬於開創性的工作。近年來，文化研究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
，論者多遠溯鴉片戰爭以來中西古今之爭，近及當前的改革與開放，對“五四”至“文革”這一大段的複雜演變則很少論及。然而，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考察，這一大段正是作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發育、開花、結果而形成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時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推動下，毛澤東和我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一道實現了世界觀的轉變；建黨以後特別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思想從萌芽、生長到成熟；革命勝利以後特別是１９５７年以後，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在前進中又發生曲折演變，終於導致晚年“文化大革命”
的嚴重錯誤。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毛澤東本人思想演變會從不同的角度窮本探源，縱橫比較，來進行評價。弄清楚它同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這不論是總結過去、對待當前或瞻望未來，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毛澤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五四運動留學高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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