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９１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開拓新的領域
時，他認為研究西學必先通中學，他的職責是守在國內。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次到蘇聯外，平生未出國門，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直接接觸。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對僅有的幾本馬列著作反覆研究，獨立思考，學以致用。延安時期他才有可能系統讀到一些馬恩列斯的著作。
“大躍進”
失敗以後，他才著意研讀政治經濟學。自早年到晚年，觀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國文化傳統影響至深且巨。
全國解放後，顯然對中國古籍更感興趣，他首倡標點印行的古書第一部是《資治通鑑》，其次是《二十四史》。
儘管運用觀點，不必引證，但以下情況也決非偶然：通觀《毛選》五卷，極少引用馬恩原著，列寧著作也限於哲學，斯大林著作稍多幾處，而中國古籍則信手拈來，觸目皆是，從五經四書、諸子百家、二十四史、《資治通鑑》到詩詞曲賦、筆記小說，能找到幾百條成語典故。尤其《資治通鑑》是常置案頭的，跟人說過，他讀過七遍。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來說，儒墨道佛尤其儒學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主要支柱。這些傳統透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是如何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相結合的，吸取了哪些，揚棄了哪些，其間的吻合、差異、背離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學術界繼續研究和深入探討的。十月革命後，在俄國的中國人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譯為“四海之內皆兄弟”
，又有人將“社會主義”譯為“均貧富、等貴賤”的“大同之學”
，等等現象，足以說明弄清楚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是何等重要。
201
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開拓新的領域５９１
眾所周知，“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靈魂。在《實事求是與儒家文化傳統》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實事求是”不僅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對中國革命經驗所作出的理論概括，而且也是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批判繼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後，即以孟子、荀子為代表，向“內聖”
“外王”兩途發展。以後宋明理學家程朱陸王援釋入儒，一意講求“內聖”修養；而陳亮、葉適則致力於事功之學，至顧炎武、顏習齋更提倡“經世致用”和習行哲學，蔚為“實事求是”的學風。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就喜好此種學風，身體力行；參加革命後，更加重視實地調查，反對本本主義，獨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從而開闢了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將斯大林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教條主義者，曾嘲諷毛澤東建設革命根據地的創舉是“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的表現，攻擊毛取得反圍剿勝利的軍事路線是：“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戰略”。他們可笑地提出，“這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孫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讓我們的敵人蔣介石專有”。作者對此作了一個很好的偶比：“如果說，清代諸儒的‘經世致用’之學，是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的一種反動。
那麼，毛澤東所創導的‘實事求是’的學風，則是在鑽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發展了‘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是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一種反動。“
作者還考察了晚清及近代湘學傳統的重要特徵，理出從王船山——曾國藩——楊昌濟，影響到毛澤東這樣一條“實學”發展的
202
６９１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開拓新的領域
脈絡，尤其對“封建末世的最後一尊精神偶像”曾國藩為學治事的實事求是精神給予早年毛澤東的影響，作了切實的論證。在延安發動整風學習時，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等著名報告中，毛對“實事求是”這一命題作了新的科學解釋，用它來清算一度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思想，開創了一代新的學風和新的思想路線，為中國革命在理論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作者指出：“實事求是”本是儒家實用理性的表現，它凝練了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將這個古老命題加以改造，就把中國這條革命巨龍點活了。
如果說，毛澤東的實踐觀（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知與行”的關係）是在新的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的基礎上，更多地繼承了儒學的實踐理性精神，那麼，他的矛盾觀則從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