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則可以看作鼓吹“唯生產關係論”的。他對改革生產關係，可以說是鍥而不捨地執著。公社雖然是在很短時間裡突然出現，但是它在毛澤東的思想裡卻是源遠流長的。在《學生時代的毛澤東》一文中，我曾說過，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早年所受的蕪雜的思想影響，終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由於思想往往是“先入為主”的，徹底清理極為不易。青年時代的思想初戀，似乎在他晚年又燃起了某種“懷舊”之情。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號上發表的毛澤東《學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這種“思想初戀”
：“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
１９１８年春季，想邀數朋友，在省城對岸嶽麓山設工讀同志會，從事半工半讀，因他們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遊，事無成議。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象，乃有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計劃，而先從辦一實行社會說本位教育說的學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
當時並不是只有毛澤東一人思考“新村”的問題。
《新青年》雜誌上就刊登過周作人、武者小路實篤等談新村的文章，李大釗、瞿秋白寫過介紹一些美國人辦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澤東的思想中，看來是更多地受了康有為的《大同書》的影響。
《大同書》裡對理想社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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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廬山會議的由來
述得十分具體：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兒童按年入蒙養院，老則入養老院等等。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對所設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
吾以為嶽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
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這篇文章中關於“工作之事項”的規定：“種園、種田、種林、畜牧、種桑、雞魚，”豈不也很像他後來概括的“農林牧副漁”麼。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提到了康有為，將他列入“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並且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對康有為關於大同世界的設想，毛澤東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無一字評論，其中哪些是應該實現的，哪些只不過是烏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評論。這裡只是為康有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這個理想的道路。現在到了中國人民“大躍進”時代，毛自認為已找到了這條道路：他執掌國柄，康有為只能想想的事情，現在可以付諸實施了。當年籌辦人民公社的時候，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曾經把康有為的《大同書》和《哥達綱領批判》，一同送給徐水縣的幹部。
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導思想有多麼駁雜了。在透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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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由來９１２
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還為《張魯傳》親自作注，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
（免費住宅）
，“置義米肉”
（吃飯不要錢）
，“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
，“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
（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的作法也是欣賞的。看來，除了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近世歐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國歷史上農民平均主義理想社會的思想都給了晚年毛澤東或多或少的影響。
回顧這一頁歷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萬千。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毛澤東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打敗了強大的內外敵人，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毛澤東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勝利以後，要在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體現了中華民族雄心壯志的領袖，由於急於求成，欲求迅速擺脫貧窮落後的捱打局面，要超英趕美，同蘇聯並駕齊驅，於是終於陷入了自己從來對之深惡痛絕的主觀主義；竟然無視中國生產力還很低下的現實，無視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客觀規律，無視內外主客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