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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由來A
回顧１９５９年夏的廬山會議，就不能不想起在這前後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全民辦水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以及神話般的農業高產衛星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徵的人民公社化，在極短時間內席捲神州大地，但也同樣在極短時間內暴露出它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巨大的經濟損失。從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會議的半年中，不斷糾正這些“左”的做法之後，為了進一步糾“左”
，克服混亂現象，以便繼續鼓勁，繼續躍進，才又舉行廬山會議。可是，當彭德懷、張聞天等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錯誤根源有所批評時，毛澤東就立即將會議的方向扭轉過來，要打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
，要動員全黨、全民保衛這“三面紅旗”了。
三面紅旗當然不是突然出現的，有其必然發生的歷史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後，為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原來設想的近期目標是十五年實現國家工業化和三大改造；至於要建設
此文為《廬山會議實錄》一書的“引論”
，文字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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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２廬山會議的由來
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則認為需要５０年時間。周恩來也說過，中國工業化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欲速則不達，必須穩步前進。
但是從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批評農業合作化的“小腳女人”開始，毛澤東就認為各項建設事業應當大大加快，應當不斷批判右傾保守思想，以農業改造速度促進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速度，並在總結蘇聯經驗教訓後，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開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針。因此，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過快過粗，十五年的計劃三年完成了（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當時對此種快速進度尤其經濟建設上的加快速度，黨中央領導內部的意見是並不完全一致的。
１９５６年初，周恩來提出過，既不要犯右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１９５７年的經濟建設是健康發展的，國民收入有所增加，消滅了財政赤字。直到八大會議上，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都對克服急躁冒進做了工作。這次會議制定了一個合乎實際情況的經濟發展計劃，注意到綜合平衡，壓縮了基建規模，控制了過高的增長速度。但毛澤東認為１９５７年的增長速度低於１９５６年的增長速度，出現了馬鞍形，反冒進反錯了，是屬於方針路線性的錯誤。他還認為反冒進使右派鑽了空子，將經濟與政治聯絡起來，說這是吹了一股陰風，把多快好省、農業綱要四十條和“促進委員會”吹掉了。於是，從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三中全會開端，不斷批判右傾保守，實際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確路線。經過１９５８年的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廣州會議，為“大躍進”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南寧會議上，指名批評了周恩來和陳雲的反冒進洩了六億人民的氣，是犯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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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由來１１２
右派不遠的政治方向的錯誤。從此，“反冒進”的聲音噤若寒蟬。
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會議透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周恩來、陳雲等被迫在大會上作了檢討。會上指責對“大躍進”
、高指標抱懷疑態度的人為“觀潮派”
、“秋後算帳派”
，號召在全國“拔白旗，插紅旗”。八大二次會議透過的二五計劃指標，比八大一次會議透過的，工業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農業方面普遍提高了２０％到５０％。
鋼從１２００萬噸提高到３００萬噸，煤從２億噸提到４億噸，糧食從５００億斤提到７００億斤。這樣，全黨從上到下，形成一種普遍看法：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後，在建設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準反左——反冒進；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爭速度，搶時間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針。從而以“苦戰三年基本改變落後面貌”為口號，動員全國人民；以“破除消極平衡論”
，“樹立積極平衡論”
，為經濟高速發展的理論。
“以鋼為綱”
，“三大元帥（鋼煤糧）升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