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持久和平、人類的進步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當年此種雄心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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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廬山會議的由來
志和滿腔熱情，確實感動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
新中國成立前的２８年，在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農民大國，毛澤東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確實難而又難，尤其是要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領導作鬥爭，最為不易；其實踐和理論的正確，舉世公認。在漫長的２８年中，歷經無數艱難曲折，可以說，毛澤東從不輕敵，始終是兢兢業業，謙虛謹慎的。
如在軍事上，從不言決戰，直到遼瀋戰役之後，才準備與敵人決戰。當然，這也同頭頂三座大山，內外敵人強大，還有共產國際與斯大林的存在，這些巨大的客觀制約有關。
這２８年，毛澤東確實成為全黨的表率、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精神。開國之後，內外情況起了根本變化。抗美援朝，美帝也不過如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斯大林蓋子揭開，三年經濟好轉，建設順利進行，一連串的勝利，尤其三大改造三年完成，似乎客觀上失去任何制約。於是，一切困難逐漸不在話下。加之，黨與個人的威信空前高漲，人人由衷地高唱《東方紅》。這種種主客觀形勢的變化，使得毛澤東開始不謙虛謹慎了，個人的獨斷專行日漸發展起來。一窮二白不認為是困難，反而認為“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革命中經歷過的“一天等於二十年”
，現在建設時期可以重現了；搞經濟應當“勢如破竹”
，“高屋建瓴”
，“一氣呵成為好”。這樣，片面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為只要“政治掛帥”
，就可以無視經濟工作本身內在的規律。
於是，隨意搬用革命戰爭時期的各種經驗，乃至將階級鬥爭的方法，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也應用於經濟建設。
“六億神州盡舜堯”
，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因素：凡是人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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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由來５１２
夠做的事，我們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夠做，沒有什麼事我們不能夠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設）迅速取得勝利這種急性病，並不是從毛澤東開的頭。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反映過這種情緒，似乎歐洲的革命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列寧更是論證了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它的最後階段，曾將一次大戰結束後在德國和匈牙利等地出現的一些革命行動，看作全歐洲革命的開端。在蘇聯國內戰爭開始時推行的軍事共產主義，就包含有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因素。這種“過渡”方式遇到了頑強的抵抗後，才不得不轉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列寧在《十月革命四週年》一文中總結了這個教訓：“我們原來打算（或許更確切些說，我們是沒有充分根據地假定）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要經過多年的準備工作）
，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系列過渡階段。“
“我們現在正用‘新經濟政策’來改正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怎樣在一個小農國家裡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大廈而不犯這些錯誤。”
這說明，列寧確實有過直接過渡的意願的，而且列寧也並不認為共產主義的實現是多麼遙遠的事情。他在１９２０年的《青年團的任務》中排了這樣一個時間表：“現在已經５０歲左右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於現在１５歲的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據列寧的設想，“再過一二十年就會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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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廬山會議的由來
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就宣佈，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１９３９年宣佈，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１９５２年又宣佈，蘇聯已處於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隔得遠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魯曉夫。
１９５７年毛澤東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在這以前不久，蘇聯成功地將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送入了宇宙空間的軌道上，開始了人類的太空時代。
《人民日報》曾稱讚此事：“幾十天中間，把整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