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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是地回顧這段歷史。
如果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觀點來回顧５０年代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來研究：這條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否提得過早了一些？儘管具有種種政治優勢，在中國如此落後的經濟基礎上，是否必須有一個較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是否應當如此匆匆忙忙消滅私營工商業和個體經濟？等等。按照馬克思的學說，階級剝削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只能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以後，才能被消滅。在沒有具備消滅剝削的物質條件以前，剝削也還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必要條件，資本主義是不能絕種的，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已為我們今天初級階段的實踐所證明。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有段名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列寧於此有過切身體會，因為犯過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錯誤。
１９２１年，他提出新經濟政策之後，就完全否定了那種“直接過渡”
的觀點，晚年對此有過許多論述。
他認為在小農經濟佔優勢的國家，過渡時期的主要任務，不是按社會主義原則消滅剝削，改組整個社會經濟，而是發展生產力，建立大工業基礎，否則，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為改造整個社會經濟體制，必須採取“改良主義方式”
，透過緩慢的、漸進的、審慎的、曲折迂迴的途徑，來解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他晚年不再強調小農生產是資本主義復活的基礎，而認為不應在小農生產的基礎上奢望向集體化過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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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透過商品經濟的交換來鞏固工農聯盟；作為買賣機關的合作社，是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最好組織形式；在大機器將農民改造過來之前，要允許農民的經營自由。此外，他還認為在過渡時期，透過國家的調節監督，在一定限度內，應容許自由貿易和發展資本主義，透過市場實行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競賽；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要學會經商。
１９２３年，列寧在《論合作制》中還明確提出，黨的工作重心不應當再放在政治鬥爭方面，而應當轉向文化建設，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消滅文盲，建立相當的物質基礎即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正是由於政治變革、社會變革先於文化變革，在一個文化不發達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方針。歷史的遺憾在於，我們黨對列寧有關過渡時期學說的理解，曾不能不受到斯大林的影響。斯大林將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所有論述，只是當作恢復國民經濟的一種暫時的、策略的權宜之計，而不是本來面目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理論、新政策。而在他開始獨掌大權的１９２７年，就提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的理論，從而結束了蘇聯歷史上的新經濟政策階段。
正當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人開始反思幾十年的經驗教訓。
１９５６年２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第一次暴露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給正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提供了獨立思考的條件。
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借鑑，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矛盾，前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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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講的是經濟建設方面的矛盾，後面五個講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的矛盾，都初步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針，正式表明他要尋求一條不同於蘇聯發展道路的意向。他說：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一切積極的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①從而探索“適合中國的路線”。
②５月，他提出了旨在促進科學發展和文學藝術繁榮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稍後，又提出了處理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相互關係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９月，黨的八大透過的檔案表明，當時中共中央是考慮了蘇共二十大的一些提法的。劉少奇、鄧小平在報告中，都表示了對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的肯定。八大正確分析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