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個人崇拜之風。
“大躍進”時,柯慶施等人迎合邀寵:“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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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康生等人更是極力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康生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
;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
,尤其“文革”十年當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斷升級。這一事實,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三面紅旗”
的失敗,一系列政策措施越來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為渺茫,黨內黨外對他的信賴越來越少,疑慮卻越來越多。為了維持自己的絕對領導地位,不得不借助於“大樹特樹”。將必要的權威與個人崇拜混淆起來,這種人為培植的個人崇拜發展到“頂峰”
,到了“萬物生長靠太陽”
、“一句頂一萬句”的時候,到了跳“忠字舞”
、“早請示晚彙報”的時候,到了從大政方針到日常小事無不遵循“最高指示”
,而且“傳達不要過夜”的時候,歷史告訴我們,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誤和災難,從而形成一個可怕的惡性迴圈。
個人崇拜必然助長個人專斷。晚年的毛澤東是聽不得任何批評意見的。發動“大躍進”
、人民公社運動,他自以為找到了建立社會主義理想的模式和途徑,因此,不管誰對“三面紅旗”提出什麼意見,他都予以嚴厲駁斥;即令同中央集體發生嚴重分歧,他也固執己見,認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或一個人手中。從八屆二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對反冒進、對周恩來和陳雲的批判;廬山會議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對“黑暗風”
、“單幹風”
、“翻案風”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
,炮打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
;批判“二月逆流”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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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批孔(實為批周)
,無一不是毛澤東個人駕凌於黨中央集體之上,獨斷專行的結果。無情的歷史說明,黨如果沒有監督、制衡的民主機制,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後果,就是:領袖犯了錯誤,必然導致全黨、全域性性的錯誤。這一嚴重的歷史教訓,是值得後人再思三思的。
(六)狹隘的經驗主義和實用的教條主義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中,將戰爭經驗套用於和平建設的論斷隨處可見。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他曾明確指出:“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是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在鬥爭中教育人民群眾。”
不但搞階級鬥爭如此,就是社會主義生產建設、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也習慣於採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方式。以至於新中國成立後,各種運動接連不斷,政治上傷害幹部和群眾,經濟上勞民傷財,給民族留下累累傷痕。在發動“大躍進”的南寧會議上,毛講過這樣的話:難道搞經濟比打仗還難?
是的,在22年無比艱難的條件下,革命軍隊由小到大,小米加步槍,把日本軍國主義趕出了中國,最後終於消滅了由美國武裝的八百萬國民黨軍。
這種戰績與經驗,可說是史無前例的。難道到了1958年,已經勝利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新中國,把經濟速度加快一點,有什麼大不了的困難?
可他恰恰忘記了古人之言:“馬上得之(天下)
,寧可以馬上治之?“他也忘記了,他的這些偉大勝利並不僅僅是靠著軍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軍隊只是三大法寶之一。他似乎也忘記了,對於他本人和中國共產黨來說,經濟建設尤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必然規律,還是很不熟悉的,遠沒有認識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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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不自由的”。這層意思,他在執政前夕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曾經說過,後來卻忘記了。可是,“大躍進”時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先提出有諧音之趣的口號“以鋼為綱”
,接著又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