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能明白和運用，說老人們教過。很快，張春就知道了，原來只有自耕農才重視水肥管理，他們也有足夠的材料製作農家肥，如果自己家不夠，還會去富人家裡挑糞肥回家來補充肥料的不足。
自耕農的收入和一年的糧食都要靠土地。但是到了僱農和佃農，甚至長工們就不重視田間管理。他們的勞動所得大部分交給了地主，有些就是農忙時的一點工錢來養活全家。比如以前的張家嶺就是如此，這些農戶家裡的糞肥一般都用來田間地頭種一點菜和紅薯南瓜什麼的，這些能夠養家餬口。
農作物的秸稈都用來燒火做飯，因為整個牛頭山都是張家的，想要砍柴，必須要把大部分柴火送到張家，而且如果張家不收柴火，農戶就不能去牛頭山砍柴。地裡收的秸稈根本不夠燒，所以到了秋冬的時候，都是成群結隊到石女山裡面的去砍柴，要冒著土匪搶劫的危險。
所以農戶們就算知道利用麥草和稻草發酵成肥料，也不能冒著沒柴燒的危險，也不願意為地主白白打工。有糞肥還不如都用在菜地上。
地主呢？按道理來說地主們應該明白肥料的重要性。但是地主會在乎那麼一點產量嗎？他們不在乎，張家近三千畝土地差不多都收八成租子，上交田賦只有一千畝，還大部分是下等田。所以，張家集中了大量財富，沒有給國家，沒有給農戶，都用在自己家的奢華生活了。
這種現象不是隻有張家是如此，差不多全國都是如此。清末以來，土地兼併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方，自耕農接近於無，這種情況下，不是人們不懂農業技術，而是不想管也不願意管。
所以“科技就是生產力”這句話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合理的社會關係條件下”，科技才能夠轉化為生產力。否則就出現了科技退化的現象。
清朝實行了攤丁入畝，永不加賦的政策，實際上就是按照田畝收取田賦，這在早期起到了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但是卻留下了土地兼併的口子。到了晚期，地主們兼併了再多的人口，逼死再多的人，朝廷都不在乎。只要按照田冊交稅就行了啊，所以辛寶久只是過來問張春是否能夠交稅，其它的事情，辛寶久一概不管。再加上保甲制度，實際上把地方權力交給了地主富戶手中。地方與官府，官府與皇帝不過是大地主與小地主的關係。地主們自然要維護地主們的利益，犧牲的自然就是老百姓。
清朝的腐爛是從根子上的腐爛。
這不是一個開明的地主，比如張春能夠改變得了的。因為即便張春採用了後世集體農莊的模式來促進農業和農業技術的發展，但是張春的後代呢？或者後代的後代呢？誰能保證後代不在輕鬆的財富獲得和窮奢極欲的生活中保持清醒的頭腦？中國的古話“富不過三代”，實際上就是這種極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的表現出來的現象。
所以張春決定將農田在一定的時機分下去，至少在名義上要分下去，並且不允許土地兼併的情況發生。唯一的辦法就是採取類似於後世“土地國有化”的政策。當然這只是一個想法而已，現在做不適合，因為他沒有足夠的人口來進行精耕細作。
張春進行土圍子裡的衛生條件改造，其實就是最大限度地收集糞肥，利用夏收的麥草來進行大規模地農家肥製作。水稻是趕不上施肥了，因為沒有相應的設施和條件。
第一塊實驗田就是棉花。由於小麥是採取大塊撒播的模式進行種植，所以等小麥收完，種植棉花已經晚了一點。湖北的棉花是從美洲引進的陸地棉，張之洞在這方面還是十分敏銳。陸地棉應該在五月底到六月就開始育苗，但是實際上，所有云龍鎮的棉花都是在七月夏收過後才開始播種，也是採取的撒播的模式，田幅很寬，中間植株十分密集，土壤的肥力不夠，生長期短，植株矮小，產量自然低得嚇人。而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正常現象。
張春注意到這個現象的時候，其實已經晚了。不過還是讓張秀清帶人對兩百畝旱地進行了深耕，分成了一米多寬的田幅起壟，採取了一定間距的株距進行點播。出苗後，每窩只保留一株，沒有出苗的補齊。植株到了開花的時候，農家肥已經發酵得差不多了，施肥，然後淺耕一次。
由於這些舉措，讓張家的棉花地要比金雞嶺的棉花地植株高出一截，開花也早得多。
張秀清帶著人做這些事的時候，張春就坐在田頭看書，看《齊民要術》，有時會一句一句地教麗質，如果麗質到處跑著玩也不強求。要是有人問張春為什麼會懂得這些，張春就拍拍書說：“書上有啊。”
這種理由瞞得住其他人，但是卻讓袁芳大吃一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