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艾德瓦多，他與李之白的這場愛戀，對他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尤其是李之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男人。他說，“愛和性生活是很隱私個人化的事情，因而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男人之間的感情，建立在互相征服的基礎上，每次被對方征服一次，感情就加深一次。除了思想和人格的征服，男同性戀者之間性的征服很重要。這跟男女做愛不同，男女做愛通常是男對女的單向征服，這是男女生理結構所決定的。我和之白的性生活很和諧。我已近50歲，讓我跟美國小夥子做愛，我可能受不了，體力跟不上。之白的效能力和我彼此接近，總是處在一個互相征服的水平上。我不是說中國男人的效能力都比西方男人低，但是之白效能力的確不像一般的西方小夥子那麼強壯。他告訴我，他從小一直到上大學期間，都缺乏營養，很少有高蛋白高能量的食品，現在再怎麼補償營養和鍛鍊，都太遲了，沒法改變身體的底子，就像房子的基礎沒打好，只能改變外觀而不能推翻整棟房子重新建築。”
“我們華人把這叫做亡羊補牢。我想，現在成長起來的中國男人應該沒這問題，只是缺少鍛練，他們不像美國小夥子普遍在體育運動上那麼活躍。中國整個社會和家長應首先注重小孩的體育運動而不只是把眼光盯在學習上。”我向艾德瓦多解釋“亡羊補牢”的意思。
他笑了，笑得很可愛，臉上有三個酒窩，即下巴中間也有一個窩。他說：“你們中國文字的詞彙真豐富，有很多成語，豐富極了，就像你們燦爛的文化遺產。透過之白和我在北京所交的中國朋友，我認為中國人真是非常聰明才智的民族。走向中國，就是走向世界。我對之白的最大感受，就是他的聰穎過人，思維太敏捷了。當然，還有不可忽略的身體因素，即他那東方人的漂亮面板和少有的健美。”我向他告別時，他一再對我說：“你一定要在你的小說裡強調，同性戀不是什麼可恥的。像異性戀者一樣，同性戀者有很美的愛，也有醜惡得令人嘔吐的東西。這取決於個人的品德和言行，而不是同性戀本身。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唯一區別，只是同性戀做愛沒有懷孕的後顧之憂、不能繁殖後代罷了。”
我握住他的手，謝謝他的同時，關切地問他：“你有沒有定期去做艾滋病毒的檢查？”
“以前每年兩次，現在不去了，因為我的美國男人和我都沒有攜帶病毒。之白髮現自己有艾滋病毒後，雖然我們已不再來往，但他立刻通知了我去做檢查。我很幸運，沒有被感染上。我和他做愛一直都是戴安全套的。對，你也要把這點寫進你的小說裡去。好讓讀者牢記，安全的快樂才是真正長久的快樂！”
吃完飯，我們在京典和格雷家聚會。他倆生活在一起後，我去過他們家兩次。第一次是我們全家、我岳父母，和格雷父母一起在他們那裡過美國勞動節（９月第一個星期一），算是兩親家的一次相聚。格雷父母對兒子不再是雙性戀者有點不悅，因為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會有孫子。我岳父母也希望京典不是同性戀者，但這種無法改變的事實，只有坦然接受。加上北瑞這個做姐姐的，對弟弟很支援。那次聚會，基本上是北瑞唱主角，大談男同性戀者的可愛之處。她強調，外孫也一樣，無非是姓氏問題。
第二次去京典和格雷家，是因我寫這部小說涉及到男同性戀心理，我去向他們請教。我們談起了李之白。京典不認識李之白，但聽格雷談起過。他們認為李之白公共衛生意識差，早就該做血檢。京典說，像李之白這樣的生物教授本來應很懂得保護自己的。的確，李之白並不確切知道自己是何時、到底被誰感染上的。剛到紐約頭幾個月，李之白還不瞭解艾滋病，和男人有過幾次不戴安全套的性行為。後來，他知道艾滋病毒的危險後，便開始保護自己。田麥研究艾滋病毒後，他懂得了許多有關知識，非常小心。然而，人再小心總有差錯的時候。有一次他和蘭德做愛，完畢後兩人才發現蘭德的安全套早就脫落，他心裡恐慌過。還有一次，他做實驗把右手中指割破了一個口子，他沒在意，沒有包紮。當晚他和一個男人尋樂，全然把那傷口給忘了。對方的精液噴射在他的手上。他去洗手間清洗時，看見那個口子敞開著，才嚇了一大跳。
這是我第三次到京典和格雷家。走進屋裡，大家正在熱火朝天地談論學中文。田麥和雅文都稱讚京典的中文說得有京腔，她們以為是我這個姐夫的功勞。其實京典是受了我岳父一口京腔很濃的國語的影響。不過，自從我和北瑞成家後，京典只要見到我都會抓住機會跟我學中文。我岳父不懂漢語拼音，有些問題京典只有向我請教。
京典說了一句“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