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變動，對中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當前鬥爭是有利的”，說明中共“準備利用杜魯門的宣告，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向國民黨展開和平政治攻勢，以配合解放區的自衛鬥爭”。
此時的蔣介石日子也不好過。
經過一個時期的邊打邊談，蔣介石既未從談判桌上撈到好處，也未從軍事進攻中揀到便宜，相反卻遭到了國內外輿論的一致反對。凡此種種均對蔣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特別是美國不贊成中國打內戰，令蔣介石坐臥難寧。1946年1 月2 日，時任蔣介石之侍從室秘書的唐縱，在其日記中這樣寫道：“在前年8 月間，美國輿論對我最壞，壓迫最甚；去年底杜魯門宣告，莫斯科公報，與馬歇爾之來華，對於政府施用之壓力，無殊前年。”“此時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狀。”在內外交困下，蔣介石終於認識到發動全面內戰的時機尚不成熟，遂不得不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再次唱起了和談的高調。
蔣介石是不情願的，但又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參加談判；而中共卻是真心誠意地再度尋求和平的途徑。不管情願也好，不情願也罷，既然國共兩黨都表示要恢復和談，於是雙方的代表又坐到了談判桌前。隨著馬歇爾的使華，一度劍拔弩張的國共關係再次出現了新的轉機。
12月16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飛抵重慶，其代表團成員有吳玉章、葉劍英、陸定一、鄧穎超等。周恩來一到重慶就展開了強大的和平攻勢。
12月18日，周恩來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說明中共代表團這次前來，一是要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二是要繼續進行國共之間的談判；強調停止內戰問題是目前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只有先不要打，不要動手，才好談其他一切問題。同一天，“周恩來透過《新華時報）發表”歡迎杜魯門總統的宣告“的社論。這個社論指出：美國總統杜魯門認為：（一）中國的內戰必須迅速設法停止；（二）用政治協商的辦法實現中國的團結、和平。民主；（三）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美國才準備以信用貸款及其他方法協助中國。我們歡迎美國總統的這一宣告，相信美國總統的這一宣告，將對中國時局和遠東時局發生良好的影響。
周恩來充滿自信心地迎接新的談判鬥爭。他說：“重慶真是一個談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協商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在生命的1 ／5 ，我已經談老了！民主事業的過程是多麼艱難啊！我雖然將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餒，我們一定要走完這最後而最艱苦的一段路！”
12月19日，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設宴招待國民黨談判代表邵力子。席間，雙方就召開政協會議及停戰問題交換了意見。邵力子稱，中共軍隊必須先撤離鐵路線，始談其他。周恩來則提出，雙方應立即無條件停戰，迅速召開政協會議，一切具體問題如鐵路線駐兵問題、進佔區問題等，可以留待停戰後在政協會議上討論解決；並要求邵力子將此意見轉陳蔣介石，以便重開國共談判。
12月22日，馬帥飛抵重慶。12月23日，馬歇爾與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在，冶園會面。
這次會晤，重要的一點是馬歇爾只希望中共接受他這位美國調解人地位，從而為他調處取得立足點。
在會見中，馬歇爾介紹了他來華的使命及美國的政策，特別強調美國介人中國內部事務的必要性與合理性，要求中共方面接受他的調處。他說，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且在太平洋地區部署了龐大的陸海空軍力量，因此，有義務維護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他認為，中國必須謀求達成協議的基礎，以便結束中國兩支軍隊並存的局面，因為中國只要有兩支軍隊，就意味著有兩個政府即兩個國家。他表示希望隨時聽取中共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在當前他設法瞭解情況的時期。
周恩來說：“馬歇爾特使能來華促進中國的和平，我們非常高興。特使剛才所說的精神是很好的。我們共產黨人在戰時和戰後都是以這種精神來謀求中國的和平與團結的目前又出現了戰爭狀態，這是十分不幸的。當前我們共產黨所主張的就是立即停止衝突，用民主的方法解決國內的一切問題。”
馬歇爾沒有忘記大談美國的民主傳統。周恩來說：“我們所要求的民主與美國式的民主頗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國化。美國有許多地方可供我們學習，這包括華盛頓時期的民族獨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主張的四大自由。此外，還有美國的農業改革和國家的工業化。”
周恩來系統地闡明瞭中共方面的主張，表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