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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送走周恩來一行後，馬歇爾對中共的和談誠意有了一定了解，他想不到自己與一位共產黨高階代表的首次會晤竟然談得如此融洽。他問身旁的一位華裔翻譯：“我和將軍年齡相差十幾歲，信仰各異，為什麼卻能談得那樣攏？”翻譯告訴說：“旁觀者清，我想您和周將軍在性格上有著某些共同之處，諸如說話明確，處事坦率等，而這些與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都是毫不相干的。”
12月27日，在馬帥斡旋之下，國共談判正式恢復。中共方面的代表為周恩來、王若飛和葉劍英，國民黨方面的代表為張群、王世傑和邵力子。在會談中，周恩來以書面的形式向國民黨代表提出了無條件停戰的三項辦法：（一）雙方下令所屬部隊，在全國範圍內均暫各駐原地，停止一切軍事衝突；（二）凡與避免內戰有關之一切問題，如受降、解除敵軍武裝。解散偽軍、停止利用敵偽、駐兵地區、恢復交通、運兵及解放區、收復區等問題，均應于軍事衝突停止後，經和平協商方法解決；（三）為保證第一項辦法之徹底實現及第二項辦法之順利進行，應在政治協調會議指導下，組織全國各界內戰考察團，分赴全國發生內戰區域進行實地考察，隨時將事實真相提出報告，並公佈之。
國民黨代表雖口頭表示將考慮中共的建議，但遲遲定不下來，沒有迴音。
國民黨方面的拖延態度，激起了國內民主人士的強烈不滿。12月30日，民盟主席張瀾致函國共雙方談判代表，呼籲兩黨在1946年元旦下令所屬一切軍隊停止武力衝突，所有問題均得提交政協會議解決。信中說：“全國人民厭戰苦戰，欲出水火久矣。雙方既經迭次會商停戰，際此履春伊始，鹹與維新，同人等基於國人公意，敬掬致誠，為此迫切建議，希望轉達當局，迅於鑑納施行，是為至盼。”次日，周恩來等覆信轉述中共向國民黨方面提出的書面建議，說明“自此意見提出以後，迄今未見政府方面具體答覆，現正催促當局，速求實現”，表示“際此獻歲發春，百象更始，尤宜改弦易轍，以達民主和平，此實全國人民之公願也”，“所示明歲元旦國共雙方下令所屬軍隊，即日停止武力衝突，恩來等完全同意。”中共方面的立場得到了民主黨及各界人士的理解與支援，而國民黨則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動。
馬歇爾對國民黨的強硬態度也頗表不滿。12月叨日，他會見國民黨代表，向他們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放棄“相當不妥協的立場。”
在國內國際多方壓力之下，經蔣介石批准同意，於12月31日由王世傑出面向周恩來正式遞交了國民黨覆文，並說明蔣介石已經決定於1946年1 月10日召開政協會議。國民黨覆文也是三條，其主要內容有：（一）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並恢復鐵路交通；（二）因國內軍事衝突及交通阻塞等事，與我國對盟邦所負之受降及遣送敵俘等義務有關，所有與停止軍事衝突恢復鐵路交通及其他與受降有關事項，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會同馬歇爾從速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八三）由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組織軍事考察團，分赴全國發生衝突區域考察軍事狀況、交通情形，以及其他與國內和平恢復有關事項，隨時將事實真相，提出報告並公佈，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時，亦請其推定公正人士參加。
然而國共雙方的所提辦法都是三項，但這兩個“三項辦法”在內容上卻有本質不同。
將中共方面所提之三項辦法與國民黨的覆文條作一簡單的對照，人們不難發現，中共主張先無條件停戰，然後再協商解決其他一切問題；而國民黨則把恢復鐵路交通與停止軍事衝突相提並論，實際上是想以恢復交通作為停戰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堅持有條件停戰。由此可見，雙方的基本分歧仍然是集中在前一階段未解決的主要問題上。推一不同的是，國民黨在覆文中徑直要求美方參加討論與停戰有關的一切問題。
對於國方所提之邀請美方直接介人國共談判的建議，周恩來最初是持審慎態度的。1946年1 月1 日，當馬歇爾勸說中共方面接受此建議時，周恩來委婉地說，為了促進國共間的信任，中共歡迎外來的友誼協助，希望盟國過問中國的內爭，但同時也希望盟國能，恪守“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諾言，雖說要做到二者兼顧而不致顧此失彼“極為困難”，但中共方面“很願在使這兩方面給合起來的基礎上考慮問題”。其實，周恩來心裡非常清楚，隨著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報的發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