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權利基本已經完全喪失。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是這麼一個時代。那時候，個人所能支配的僅僅是生活中身邊的日用品。除了這點可憐的物品，其他的一切幾乎都是公家的。幹什麼事情都要到單位報帳，出門交通費要報銷，房子要靠單位分配，食品要靠票證供應，需要多少，可用多少，都由單位來決定。由於公有化進行得很徹底，所有人都失去了私有財產。城市裡的市民不擁有房產，農村裡的農民不擁有地產。在一切都失去的情況下，也就意味著很多自由和自決的權利被剝奪了。
很多在計劃經濟下走過來的人都感受到了這種制度的苦惱。例如住房問題，我在這方面的感受真是太深了。大學畢業後，就一直住集體宿舍，不結婚就不分房子。這種政策對於那些晚婚晚育者簡直是一種懲罰。早婚早育者都獲得了房子，並且那些多生多育者還分到了比少生少育者更多的房子。透過深刻體驗和觀察這種經濟體制，我深深感到這種制度的確是個多吃多佔多消費的人沾便宜的制度。計劃經濟下的公有制好了什麼人？只能是生孩子多的人，平庸無能但照樣能平均領取工資福利的人。這種經濟體制之所以不能長久，是因為它不公平，也不符合人性，更不符合自由的原則。如果要問：世界上什麼原則最重要？我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自由。
什麼是經濟自由？經濟自由便是一個人能自由地進行交換、自由地獲得和自由地使用以及處置自己的財產。但由於人類惡劣的本性，完全的經濟自決和經濟自由是沒有的。國家和政府的作用始終不可削弱。對於中國來講，由於實行了多年的經濟禁錮，直到今天還仍然處在一種解禁的狀態。但在這一解禁過程中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自決權還表現在就業方面。隨著改革不斷深入，公民的就業自決權也越來越大，市場經濟給了人們更大的人身自由。今天的中學畢業生或大學生畢業和我們這些人年輕的時候大不一樣了。工作、單位、地區都由自己挑選，完全體現了一種自我裁決。有一天與新聞界的人士聊天，得知這些年北京出現了“北漂一族”，即新聞媒體業的一些流動性比較大的編輯記者。這些人大多沒有北京戶口，只是在京打工，但能力特強，完全靠本事吃飯。他們在就業方面已經實現了完全的自決權，戶口這些計劃經濟下遺留的產物對他們的擇業和流動絲毫不起作用。
可我們那個青年時代，工作權全由學校決定。記得在我初中畢業的那個時候，負責工作分配的工人宣傳隊的師傅可忙乎起來。班裡50多個學生，誰該下鄉，誰該留城進工廠，誰該去建設兵團，都要一一調查分析做決定。我是由於家中的哥哥姐姐都下了鄉，才被分配到工廠的。後來大學畢業時，也是完全的國家分配，我們復旦大學中文系78級這個班有大約30人被分配到北京各大中央單位。當然，在畢業分配的過程中，班主任又少不了一番忙活。
自決權最主要體現在對職業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上。人的天性各不相同，興趣愛好、志趣志向也不相同。因此，職業對於一個人來說至關重要。但是在計劃經濟的年代，人對職業的選擇和自決完全被組織分配所取代，由此引發了許多人的痛苦。在那個年代，人們象螺絲釘一樣被擰在各自的崗位上。無論是幹部還是普通工作人員，黨的一聲令下，打起揹包就出發，沒有二話可說。那個年代經常唱的一首歌就是“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裡艱苦到哪裡去，哪裡艱苦哪安家”。這樣一種精神在奪取革命勝利和對抗帝國主義侵略時，全體人民同仇敵愾團結起來反抗外部侵略時是絕對需要的。但在和平建設年代，再用戰爭年代的精神行事就不相適應了。
回憶起來，我們這代人年輕時期很多人都被不順心的工作折磨過。譬如我自己，青年時代特別想學習，但就是與學校的大門無緣。上大學要靠上邊發下來的名額，還要靠單位推薦。有了名額，領導看得中你，群眾沒意見，你才能上大學。但至於你想學什麼專業，那就沒你挑選的餘地了。給你一個什麼學校和什麼專業你都要接受。在那個年代，人就象機器，沒有一點個性，沒有一點個人挑選的餘地。
大約是1970年，我家由省教育廳搬到山東大學第一宿舍，那時我已進工廠工作兩年了，年齡也已經到了上大學的時候。在這幾年，不知怎麼回事，中學時期一向調皮搗蛋愛玩不愛學習的我，突然變得求知慾格外強烈。下班以後就卷不釋手地看書。1971年，中斷幾年招生的大學開始重新恢復招生。我親眼看著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被腰鼓隊敲鑼打鼓地迎進山東大學的校門。我站在路邊看著，心中充滿了羨慕和渴望，也充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