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五四後」的學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fundamentalists）之別也。
長話短說。我們有個兩千年不變的文化定型。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爭後，維持不下去了。它要「轉型」。轉型從「變」開始。它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窮則變、變則通。變它兩百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什麼個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透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的。等它熬出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如今我們這個歷史三峽已快到盡頭。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隱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階段性」的。「甲午戰爭」便是一個極重要的階段——它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著重「往往」二字）。這便是「甲午戰爭」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至於多開兩炮，少打兩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掛齒也。
原始四化，先炮後船
「四化」這個東西，在清末原叫做「辦夷務」、「辦洋務」；叫作「師夷之長技」；叫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叫「自強運動」，叫「科技現代化」，叫「國防現代化」。
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計程車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咸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於「望洋興嘆族」（且用一個新式臺灣詞語）。他們只搞「炮」，不搞「船」。在他們看來，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去與蠻夷搏鬥，做個「龍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國歷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繼光，都未嘗動過下海的念頭，何況他們。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鹹兩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鴉片戰爭期中，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一千零八十噸的大洋船「劍橋」號（Cambridge），並裝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欽差並不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相反的，他把這洋輪橫停於珠江口內，作為障礙物，兼作炮臺之用。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連船帶炮給開走了。
後來長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與小刀會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頗通洋務。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所以他向洋商買了一條吃水四百三十噸，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輪來「助剿」。並僱了些洋水手來駕馭「孔子」。後來那個在清軍與長毛之間反反覆覆的美國癟三華爾（Ward），便是「孔子」的一個水手。後來吳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給江南大營的向榮。向榮對「孔子」也沒興趣，因為「孔子」太胖大了，不夠靈活。在長江裡動不動就擱淺。而那些劃小舢板的長毛，卻躲在小河灣和蘆葦之中，「孔子」對他們毫無辦法。所以向榮也不要「孔子」。——這也是上述李泰國所購八條大洋輪，被退貨的基本原因。
總之早期的清廷的「滿大人」（mandarin）們，都對洋人的開花大炮有興趣，而對洋船沒興趣。要搞國防現代化，他們就拼命買大炮，築炮臺。因此上至旅順口、大沽口，中在吳淞口，下及虎門柵，他們買了無數尊開花大洋炮；建了數十座海防大炮臺，等待著「夷人」登陸。朋友們相信嗎？後來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間，我們在吳淞口大炮臺上，放得震天價響的開花大炮，都還是遜清末葉的曾文正、李文忠裝上去的呢！
炮是購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極大的炮彈、魚雷、水雷和步槍，總應該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國快被打平前後，曾國藩當了兩江總督，左宗棠當了閩浙總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馬尾）、南京三地，分別招洋匠，購洋機，自制洋軍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彈，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們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輪」了。這便是後來的「江南機器製造廠」（今日已能製造十萬噸以上的遠洋大輪，說不定已在設計製造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