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痛苦的。轉變程式要歷時數百年才能恢復安定。——事實上為著這十二個字的轉變，秦國實自公元前第四世紀中葉「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後）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這一秦漢模式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便一成不變地延續下來，直到蔣中正、毛澤東當政，基本上還是照舊。所以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話，大致是正確無訛的。
可是這一秦漢模式延續到清朝末葉「鴉片戰爭」時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漸維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透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一八四〇年開始，我們能在二〇四〇年透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透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采聲中，就可以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筆者個人積數十年治學與教學的心得，對祖國曆史，和國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淺的認知和「大膽的假設」。要「小心的求證」起來，工程就浩大了。但筆者自青少年時代開始便對此一問題鑽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縱有若干自信，終難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將此一假設，先以「提綱」方式提出以就正於方家，庶可與同道攜手前進：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應好友寵召，自紐約開始，分訪華府、波士頓、三藩市及祖國各地，以同一專題作公開講演。承聽眾和媒體不棄，時有報導。美國華文《世界日報》及香港《動向》月刊的資深記者，均曾對筆者粗論，頗有綜合性之介紹。捧讀之下，欣知執筆作家所記者，實遠較筆者自述為精簡而扼要。內容一覽可知，不像筆者自著之囉唆失當也。謹先斬後奏，斗膽將此篇附印於後，作為補增，庶使讀者對拙見更易瞭解。亦是自己說不清而請友好代達之微意。尚懇大會專家不吝賜教也。
*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三、外交學步與歷史轉型
我們對中國近現代目錄學有興趣的朋友們，大致都不會否認一個現象，那就是國人以漢文治國史最弱的一環，便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筆者本人甚至不知輕重大放厥辭的說過。若論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簡直沒一部可讀之書。這雖是個人不學而又長個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亂語，例如數十年老友王爾敏教授這本新著《晚清商約外交》便是一本極為可讀之書，但在下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內外教書的經驗，有感而發。因為我們在外國大學裡教授中國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東亞國際關係史一類課目的參考書目（syllabus）中，有時為文化自尊心所驅使，實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門楣，但是有時除一些史料書之外，勉強列入的中文著作，實在有違心願。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強選入的書目，和同一類的西文書目並列，二者之間的功力與火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就談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爾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相比，不是個娃娃呢？
再說摩爾斯的學生費正清吧，在費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數十本具體而微的類似著作，不談觀點，只從治學的功力與火候來比較，至今的「中文著作」裡，還找不到幾本能與他們相提並論的鉅著。這樣一比，我們要想劍橋學派，在晚清外交史這一行道上，不稱王，不稱霸，又豈可得乎？這兒還想大膽的插上一句，在這個劍橋學派裡，縱是亞裔學者所持的觀點，也是費正清的觀點。雖然費氏逝世之後，這一觀點已逐漸淡化了。
若問，在這一行道上，中英兩文的著作，距離何以如此之大呢？筆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個人的老「主義」上去了。首先，這是個歷史轉型的問題。學術轉型原是社會轉型的一部分；而歷史學的轉型，又是學術轉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說，更是歷史學的一部分，我們要知道，外交史、國際關係史這一行道里的學問，在我國的傳統史學，所謂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