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之後的國體問題（24）。「帝制乎？共和乎？」無論帝制論者是怎樣地能言善辯，二十世紀的世界潮流是不許任何人再來做皇帝了（25）。
既然時代已不允許再出個皇帝，則「建立民國」就必然成為另一時代的主題。問題是建立哪一種模式的民國呢？以孫文為理論骨幹的革命黨人，毫不遲疑地選擇了當時的「美國模式」（26）。美國那時因搞資本主義而出了毛病；以亨利？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的理論為基礎的一些社會改革家正在鬧一個叫做「國民運動」的社會改革（27）。
亨利？喬治的思想也影響了孫文，所以孫氏在考慮採取美國模式之後，又加上了一個新的革命口號叫做「平均地權」（28）。但是那時追隨中山的人，則認為這一口號是不急之需（29）。而反對中山的人，則認為它是煽動農民暴動的致亂之源（30）。總之，這一口號不是當時的主題。那個領導和推動武昌起義的革命團體共進會，乃乾脆把「平均地權」這一口號改為「平均人權」（31）。
所以辛亥革命以後的民國，便是一個美國模式的民國（32）。那位一輩子崇美的胡適先生對這個「民國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終於崩潰了，胡氏還惋惜不已（33）。
不幸的是，這個生吞活剝了的「美國模式」在中國施行起來卻完全走了樣（34）。何以故呢？則史家論者多矣（35）。但是歸根究底一句話，便是中國並不是美國。它沒有英美傳統中的必要條件。東施效顰，就必然走樣。就以國會中，胡適先生十分信服的，從龍之士的八百羅漢來說，他們哪一個是真正民選的呢（36） ？八百羅漢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捨身為國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議員」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議士在民選政府中的真正涵義，因而就難免個別的變成了貪財好色的官僚，把個國會弄得烏煙瘴氣（37）。要以這樣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來制衡並組織「責任內閣」，把袁大總統選下去，這一點不特袁氏當時心有未甘，縱是當時有識之士和後世公正的史家也應為袁氏不平（38）。
筆者讀史無心為「洪憲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覺得袁的對手方也並不那麼可敬可愛罷了。話說回來，民國初年那個美國模式的破產，不能單怪袁世凱要做皇帝，雙方都有責任；其所以然者，實是當時中國沒有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天真的胡適便因為見不及此，才對當時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袁、孫對寡頭政治之嘗試與構想
胡適是位學者，寫文章看政事，難免天真，故有惋惜。誰知文章不與政事同，那時卷在政治漩渦裡的當權派袁世凱和孫文可不是這麼想法。他二人都深深體驗出，解決中國問題之道，捨棄槍桿出政權，武力解決，打出個「寡頭政治」的中央集權的政體來，別無他途可循。所謂議會政治在當時中國是不可能實行的（39）。
在這方面有所構想，老實說，孫文較之袁世凱搶先一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孫氏乃用強制辦法，把那個原為三權相制的國民黨，改組成一個由他個人來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40）。這是一個革命政黨在性質上的轉變——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國民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清黨」（一九二七年的「清黨」實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黨的（或不願加入的）都是一些譽滿中國的同盟會、國民黨時期的革命元勳，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人（41）。自此以後的「國民黨」（一九二〇年後改稱「中國國民黨」）就變成了一個由領袖個人獨裁專制的革命政黨了。雖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規定著，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之後，老百姓們在它的訓政之下受訓，受訓及格，被認為可以行使「政權」了，它便會主動地還政於民，實行憲政（42）。
其實正如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所說的，一個人如使用沒有節制的權力，這權力是沒有不被濫用的（43）。所以縱是民主睿智的現代哲人孫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孫氏只是一個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組成的革命政黨的「總理」，他是不能濫用其權的。一九〇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贈送的區區五千元，已被黨內同志攻擊得體無完膚，同盟會幾乎為之瓦解（44）。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後，國民黨被改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勳被清除出黨，中山變成「中華革命黨」黨魁之後，情形便不一樣了（45）。中山為著「黨」的前